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 2007-2017 年 282 个城市的样本数据，通过现状和实证分析，系统评估了我国官员变更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机制检验。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速。许多学者将这样的增长奇迹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晋升锦标赛”是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Blanchard、Shleifer，2001; 张军等，2005；徐现祥等，2007）。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一般任期为五年，每届任期期满会进行换届。而在换届之际，中央会根据地方经济绩效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绩效表现优异者将会被予以提拔晋升，这即是中国具有特色的官员晋升体制。
自 1982 年中央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之后，我国官员人事制度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与优化，逐渐演化为如今的制度。在这种官员人事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地方资源，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推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种地方官员间围绕着地方 GDP 增长进行的“官员晋升锦标赛”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在我国现今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官员变更非常频繁。尽管 2002年颁布、2014 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官员每届任期为五年，但是大部分地方官员任期不满就会被调动。本文统计了 2007-2017 年我国 282 个城市市委书记的任期数据1，发现市委书记任期均值约为 3.2 年。数据显示有近 80%的市委书记任期不满五年即被调动，这其中，有 20%的市委书记任期只有 1 年左右，19.9%的市委书记任期为 2 年，20.81%的市委书记任期为 3 年。这表明我国地方官员的任期普遍较短，官员更替频繁。
图 1.1 2007-2017 年 282 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的任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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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官员变更的相关研究
（一）官员变更的类型及测度
1982 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废除了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地方官员变替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导致我国官员变更的原因有很多。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官员升迁或异地交流。二、达到退休年龄正常退休。三、非正常因素，如由于突发事件、贪腐、渎职以及官员死亡等导致的官员变更。因此，以王贤彬、徐现祥（2008），杨海生（2010）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官员变更按来源可以分为四种，即本地晋升、外地晋升、平调和来自中央；按去向可以分为四种：晋升、平调、退休以及其他。杨海生（2010）对我国 1978-2006 年间省长及省委书记的变更数据进行统计发现，我国省长及省委书记主要来源是本地晋升，外地晋升、平调和来自中央的比重基本相同。
官员变更的测度方面，大部分研究一般采用地方核心官员是否发生变更来衡量当地官员的变更情况，如王贤彬（2009）、纪志宏（2014）、徐业坤（2014）、蒋德权（2015）、申宇（2015）、丁从明（2015）、罗党论（2016）等采用当年市委书记或者省委书记是否发生变更作为官员变更的衡量指标；陈艳艳、罗党论（2012）、姚洋（2013）等采用当年市长是否发生变更作为官员变更的衡量指标。也有少数研究计算出地区的官员变更比例来衡量官员变更情况，如杨海生（2015）采用每个省级行政区的地级市市委书记或市长的变动比例来度量各个省的官员变更情况。
（二）官员变更的经济后果
1、直接影响
（1）引起政策不连续性与不确定性
官员变更最直接的影响是会带来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与政策实施的不连续性。张军（2007）、高远（2007）、徐现祥（2008）、王贤彬（2008）、张尔升（2010）、陈艳艳（2012）、杨海生（2014）等人认为由于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如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等存在着本质区别，他们的执政理念与决策行为大多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正是政策不稳定的一个直接根源。文雁兵（2014）等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上任的地方官员由于急于开拓新局面，开辟新政绩，上任伊始便提出新的地区发展规划，这会直接造成地区经济环境不稳定，政策实施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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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官员变更对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一、诺斯悖论
“诺斯悖论”（North Paradox）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在 1981 年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国家可以起到界定产权制度，保障有效产权安排的作用，没有国家，产权制度也就不会存在，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对于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介入又容易侵害个人的财产权利，国家建立的产权常常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正如诺斯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2。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两面的。作为全体民众的代理人，他们有建立和维护有效产权制度，追求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义务；但作为“经济人”，他们又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利益的干扰下，他们可能会建立起低效甚至无效的产权制度。在这种冲突下，国家的产权制度往往会在有效和无效中徘徊。
二、寻租理论
寻租具体是指某些利益集团通过支付“政治献金”等非生产性活动，与地方政府建立起良好的政企关系，从而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这会扭曲社会资源的配置（Murphy et al.，1993；Shleifer & Vishny，1994）。它最早是由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于 1967 年在他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中提出的。后来以克鲁格（A.Krueger，1974）、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1980）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丰富了寻租理论。詹姆斯·布坎南认为寻租产生的条件是存在限制市场进入或者竞争的政策安排，而这些政策安排来自于当地政府。为了获取政策倾斜，企业家往往会通过一定的手段与官员结成同盟，通过政府的特权为自身获取利益。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寻租理论被引入我国之后，我国许多学者将其应用于现实的经济分析中，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如贺卫（1999）认为政府创租活动可以分为三类：政府无意创租、政府被动创租以及政府主动创租。这三种创租活动在我国都存在，并且以政府被动和主动创租活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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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模型的构建
众所周知，地方官员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新任官员而言，他的行为和决策一般受到两个方面的激励：政治晋升和权力租金。即地方官员同时具有“政治人”和“经济人”双重属性。因此，本文参考靳涛（2012）的做法，设定新任官员的效用函数来探讨新任官员的决策行为对当地经济效率的影响。
假定我国经济仅由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部分构成，国有部门为𝐺，非国有部门为𝑆，生产所使用的资源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分别设定为𝐾、𝑁、𝐿。其中信贷资源𝐾和土地资源𝑁来自于政府的分配。那么，
理论模型的构建
在我国官员体制下，官员的利益诉求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寻求政治晋升，具体表现为追求总产出𝑌的最大化；二是权力租金，官员可以利用对地方资源的分配权获取租金。根据现有理论和以往研究，国有企业较其非国有企业会支出更多的寻租性权益资金（张庆霖、苏后林，2009；李旭超，2017）。因此，官员出于权力租金利益的考虑，会对地方经济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将更多的信贷和土地资源分配给国有部门。在模型中我们设定地方政府对信贷资源的干预程度为𝜆，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干预程度为𝜂，则官员的权力租金收益函数为ℎ(𝜆, 𝜂)，ℎ为𝜆和𝜂的增函数，且官员的边际租金收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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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官员变更和城市经济效率的现状分析 ......... 32
第一节 我国城市经济效率现状分析 ............................... 32
一、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总体分析 ..................... 32
二、我国城市经济效率分地区分析 ............................ 33
第四章 官员变更对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42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42
一、模型设定 ........................................ 42
二、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 44
第五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78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