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基于 2008-2018 年京津冀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总结梳理已有文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采用区位熵、数据包络分析(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 SBM-Undesirable 模型)分别测算各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及绿色经济效率,并针对各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发展水平进行动态演变分析,为避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内生性,最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GMM)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
1 结论
1.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这要求经济发展必须兼顾自然,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中打造金山银山,在分享物质资源的同时共享良好的生态成果。经过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京津冀经济发展取得今非昔比的巨大成就:1978 年京津冀三地 GDP 共为 375.51 亿元,2019 年京津冀三地 GDP 多达 84,580.08亿元,不考虑物价水平,京津冀三地 GDP 在 40 余年内增长了 224 倍,真正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也付出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和能源资源代价。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5 年12 月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曾指出,京津冀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空气污染和水质污染最严重,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冲突也最为剧烈,类似的生态问题严重抑制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该规划针对京津冀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切实的治理方案与目标,在过去 5 年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这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也不利于优质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生态环境保护终归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因此,要厘清生态健康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探索生态优先及绿色协同发展新路子,京津冀必须转向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确保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有机统一,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需要综合考虑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绩效,能够较好地衡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而绿色经济效率就是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代价的集成效率。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是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日益显现,能够促进生产专业化并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已成为减轻能源、资源消耗及环境负荷,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突破口,进而提升提高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国务院于 2014 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曾明确指出,加快生产服务业发展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经济质量及效益提升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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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关系,为京津冀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提供一种可行性方案。具体来看,又分为五个阶段性目标:
第一,在总结现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
第二,测算 2008-2018 年京津冀地市级以上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及其细分行业集聚程度,分析京津冀各城市集聚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与不足;
第三,对 2008-2018 年京津冀地市级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计算,得出京津冀各城市发展绿色经济的效率水平;
第四,构建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的面板的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细分行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各城市集聚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理论指导;
第五,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提升京津冀绿色经济效率的路径优化建议。
表 4-1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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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相关概念界定
2.1 概念界定与度量
2.1.1 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 Greenfield(1966)提出,主要是由公司、非营利单位及政府向生产者提供的服务[1]。随着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学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Browning 和 Singelmann(1975)在研究美国的服务社会时,根据服务业的不同功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界定,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者提供针对性服务的知识型产业,包括经济金融、保险咨询及法律工商服务等[2]。Howells 和 Green(1986)更明确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向其他企业提供商业服务的产业[3]。从功能角度来看,Grubel 和 Walker(1989)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提供中间投入的行业,它串联其他行业进而生产其他的产品或服务,并认为它能够促进生产专业化[4]。
国内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热潮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刘志彪(2001)认为生产者服务是指为下一生产环节或最终消费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中间投入,其通过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和活力对现代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5]。钟韵和闫小培(2005)通过总结国内外研究经验得出观点:生产性服务业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为生产、商业活动及政府管理提供中间服务[6]。
综合来讲,学者们对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特质的认识趋于做得好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就是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为其他生产性部门提供中间投入服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递增。
表 4-3 京津冀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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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绿色经济效率的梳理
2.2.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集聚的话题产生兴趣,多是借用马歇尔(1920)[15]的集聚概念或是制造业集聚的内涵来探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进程,缺少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机制的研究。如 Daniels(1985)的研究发现,在信息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地址倾向于聚集在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且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要高于一般服务业的集聚程[16];Beyers(1993)发现 1980 年到 1990 年期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总就业人数的 83%集中在大都市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度集聚的特征[17]。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不断显现,学术界的目光逐渐转向了集聚机理。Scott(1988)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在组织效率、核心竞争力之下的集聚,发现新柔性集聚区主要由生产性服务业组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服务业集群”的概念[18]。进入 21世纪,Naresh 和 Cook (2001)对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内在逻辑进行剖析,发现集聚能够推动在供给侧的支持;而融入金融服务企业集群有利于在需求侧维持长期客户关系[19]。Keeble 和 Nacham(200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就是大量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而对于集聚区中的企业来说,可以利用集聚学习机制来获得规模收益[20]。Wood(2006)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技术的扩散,从而增强了城市经济的竞争力[21]。
国内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初期,李文秀和谭力文(2008)以美国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服务企业集聚的目的是为了剩余收益,而与制造业不同的是,服务业集聚应分别从区域集聚和企业集聚维度进行评价[22]。陈建军等(2009)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并探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推动因素,结果发现信息技术、知识密集程度、城市和政府规模能够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23]。盛龙和陆根尧(2013)从行业和地区两个层面论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作用机理,发现制造业集聚、信息化水平和知识型人才在两个层面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积极影响[24]。吴福象和曹璐(2014)基于价值链视角,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机制,认为与制造业的耦合、需求拉动、信息技术驱动和城市匹配是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最大的四种机制[25]。陈红霞(2019)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发现北京主城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具有典型的集聚特征,并进一步得知交通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为负,而政策规划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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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逻辑内核.............................15
3.1 理论基础...................................15
3.1.1 新经济地理学............................15
3.1.2 分工与集聚.....................16
4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现状............................22
4.1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现状.........................22
4.2 京津冀绿色经济效率.................................26
5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计量检验..................30
5.1 模型设定、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30
5.1.1 模型设定.........................................30
5.1.2 变量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