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在酝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为了使改革搞得好，我们要总结我国三十年的经验，也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搬来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苏联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
从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九月全会通过新体制的决议起，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十五年了。然而，不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国外，围绕这次改革，仍然是众说纷坛，争论不J良、。苏联自己对改革的评价就有四种:一是认为改革没有获得多大效果，这主要反映企业经理层的看法;二是认为改革进行得顺利，改善了企业经营条件，这主要反映对生产情况不熟悉的经济学家、专家们的看法;三是怀疑改革是否必要，‘甚至认为改革已经失败，把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咎于改革，这主要反映一些行政管理机关的看法;还有一种，在公开正式坊合，代表官方的看法，认为虽然改革碰到很多困难，不少问题未能解决，但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是“非改不可”。西方的看法，可以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代表，认为苏联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总的来说，苏联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经营积极性，缓和了旧管理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对苏联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改革远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即未能扭转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日益下降这一总的趋势。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长期上不去，科技成果应用和技术革新缓慢，存在严重的物资浪费。经营作风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官仃主义，因循守旧，办事拖拉、扯皮，效率很低。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问题未能具正解决。据苏联对一千零六十四家大工厂经理的调查，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权力太小，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扩大企业经济权。管理经济以经济方法为主的原则也未得到贯彻。多数企业经理和领导人认为:“近年来，在一些部门正在逐渐地回到被党谴责过的即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方针上去”。还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由于没有根据的行政命令和忽视企业经济利益而引起的”。经过改革，也没有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结合起来，在很多伤合下三者之间是矛盾的。目前苏联的计划管理体制，往往是强制企业违背自己的切身利益去从事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个人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的最终活动成果又挂不上钩，这样，苏联改革以来一道强调的物质刺激对经济的作用日盘减弱。
经过十五年改革的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并没有离开集中统一、中央制定指令性指标这个框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苏联的改革之所以迈不开大步，不能从根本上来改，是有其十分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
一、强调以集中统一计划方式领导经济的行政官仃机构，是改革的主要障碍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沙皇实行的是一种十分腐朽落后的专制制度。国家的最高权力操在沙皇一人之手。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设想让全体劳动群众参加政治、经济的管理工作，充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防止苏维埃政权复活为官仃专制制度。但是，由于当时人民文化水平低和缺乏管理企业经验等历史条件限制，民主管理没有实现。在经济管理方面，尽管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客观上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使生产者真正成为生产和分配的主人提供了可能，但是，长期来，实际上值接支配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只是各级政权机关和企业领导人员。各级领导机关对企业经济活动的领导，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方法，而不是经济方法。领导感到这样做比较方便。这就逐步地使经济管理体制服从于政治体制。另外，当时经济落后的苏联，要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采用了高度集中和严密的组织措施，把资金和物资集中在国家手里统一分配。就这样，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片面强调集中统一，由中央制定指令性计划指标，以行政命令层层下达，各地区和各企业，不管是否适合自己的具体情况，都是无条件地执行这样一种管理制度。这种经济管理制度，加上在政治上不注意发扬民主，久而久之，就不可避免地使各级党和政府机关里官仃主义、等级制度发展起来，使一部分人处于特权地位，或者象列宁指出的，使一些人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而自傲。
在苏联，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这一套管理体制，已是根深蒂固，纵横交错，极大地妨碍了改革的步伐。苏联自己在总结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经验时也承认:当初“那种相信几项决议就能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经济体制的想法是何等天具”，“多么幼稚可笑!”
反映中央集权意志的旧的一套经济管理体制和机构，一卜分习惯地、顽固地和本能地在起作用。它在苏联整个经济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反映出对经济集中控制的要求。例如，改革的开始阶段，在物资、技术、装备供应问题上，也曾设想过把计划调拨体制改为自由贸易，但是后来强调加强集中计划时，就放弃了这一改革方向。当前，苏联生产资料基本_上还是由国家物委统一调拨，而实行自由贸易的只是零星生产资料，它只占物资供应总量的百分之三至五。这种统一调配的办法，实在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需要，使苏联的供应工作长期失灵，既影响着企业的自主性，又造成人为地缺货或积压。企业经理认为，物资供应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供应一出问题，经理只能求助于采购员，让他们去全国各地采取一切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搞物资，其中主要是通过“以物易物”的“你给我，我给你”途径换取缺货。据苏联国家计委一九七八年的一次统计，在八十五个企业中，十六个月内就出现了六万八千人次采购员的活动，全苏每年达一百万人次。苏联当局由于不愿意失去对物资和设备的控制权，在供应体制方面，从一九六五年至今，实际上没有作重大改革。
在价格问题上，苏联长期以来，一道由国家规定“统一”价格，但它不可能适应生产过程中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最近几年来，在规定价格的权限方面，出现了进一步集中的趋势。
作为企业自主权最重要部分的计划权，苏联领导集团一道死死抓住不放。改革以来，仅仅减少了下达企业的指标数量，但主要指标仍由国家控制，自上而下的作为指令下达，企业必须执行。近年来，通过计划指标对企业的控制在明显加强。
还应该指出，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在上层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没有多少变化。改革也没有达到精简机构人员和减少行政开支的目的，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增加了近百分之二十二，而同期全国就业总人数只增加了近百分之十六。国家预算中支出的行政管理费，从一九六五年的十三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二亿卢布。
以上一些情况，都说明原米的旧体制和旧机构，不时地对经济改革起着纠生脚石的作用。
二、改革引起权力之争，使改革停滞不前
经济改革首先关系到把它付诸实施的人，因此势必要涉及到各种系统各级领导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在苏联，由于官职、地位和权势与物质利盆是密切结合的，因此改革实际上也会导致物质利益的再分配。
从苏联中央最高领导层来看，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它目前可以通过国家计委、物委、财政部等这样一些中央经济机构，把全国的经济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苏联当局认为，如果大刀阔斧地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把管理权大大下放，就会从根本上破坏以集中计划原则为基础的经济管理制度，从而影响到国家对物资和资金的集中控制。苏联统治集团担心大型企业的集团利盆会凌驾于全国利益之上。传统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一道是保障政治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把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隶属于党和国家机关的指令之下，这尽管大大限制了人民实行民主管理的可能性，但却是实行统制经济的有效方法。苏联最高领导层最担心的就是经济改革进一步发展会使党失去在经济方面的控制。他们最不愿意放弃这种控制的权力。因为这道接影响到他们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因此这一阶层总是竭力运用他们在党内的发言权和影响，反对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另外，这一阶层还担心经理层经济权力的扩大会导致后者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也提出民主要求。由于涉及到这些重大问题，苏联当局对改革，一道十分谨慎小心，不敢跨大步。
从各级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来看，从改革一开始到目前为止，围绕权力问题的争论和斗争从未停止过，经常在报刊上公开相互指责和提出质问。矛盾的焦点是:企业要求扩大经营管理的权力，认为权力小是妨碍提高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主要障碍;而计划机关则认为，企业工作没有搞好，主要不是由于权力小的问题，指责企业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自己由于经营不善而带来的损失。苏联报刊经常透露:许多主管部门反对对它们的权力给予任何法律上的限制，至今仍然喜欢发号施令，“俨然以管理机关自居”，现在确实还有很多人真正反对扩大企业权力，恨不得把企业的收入一刀砍光，经常对企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讥刺讽嘲。
从执行决议来看，由于涉及到权力和利益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例如，在苏联，长期来存在破坏供货合同的现象。一九七三年，由于破坏合同引起的财产纠纷事件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目前每四个供货单位中就有一个破坏合同。为了加强经济纪律，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公布了有关企业不执行合同必须罚款及其主要领导人不能获得奖金的规定，但由于遭到企业经理和一些有关主管部门的抵制和反对，一道到一九七八年一月起，即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才执行上述规定。在这个过程中，又经过不断修改，留下很多空子，使这一规定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七十年代初，苏联决定通过合并企业和撤销管理局的办法建立生产联合公司，把原来的四到六级的工业管理体制改组为二到三级。这使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改革的发展，使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具体和尖锐。苏联的各个领导层，从自己切身的利害关系考虑，想方设法阻止联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