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气候变化被认为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从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 2005 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一个涵盖国际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环境等各方面的国际气候制度已经形成并处于不断演化的进程之中。国际气候谈判已不只是单纯的环境事务，而是涉及到未来各国争取发展空间和选择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乎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未来 20 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时期。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迫切而现实的问题。
一、后京都时代中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
气候变化问题在 2007 年陡然升温。在 2007 年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气候变化超过恐怖主义、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4 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6 月，气候变化再次成为八国集团峰会的首要议题。9 月的联合国大会、APEC会议，11 月的中欧首脑会议、12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都将专题商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定。
在欧盟等国的积极推动下，2007 年的八国集团峰会已达成一种政治共识，要正视气候变化，西方八国首脑甚至承诺认真考虑205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 1990 年的排放水平下降 50%的建议，并希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都为此而努力。美国总统布什还提议 2007 年和 2008 年召开一系列 15 个排放大国领导人会议，推动在 2009 年前就建立 2012 年后国际气候新制度达成协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温室气体排放位居世界第二，并将在近期超过美国，人均排放也将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京都议定书》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具体的减排或限排义务，但是中国日益面临国际社会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有意义”参与减排承诺，现在继续拿中国当挡箭牌拒绝承诺量化减排目标。对此，胡锦涛主席在 G8+5 对话会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艰巨。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将有所增长，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在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性减排要求是不合适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措施，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总之，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虽然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但各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负面经济影响仍然有很多担心。2007 年 5 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工作组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评估的第四次报告特别强调，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取决于发展路径选择，可以较低的宏观经济成本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全球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中短期经济减排潜力很大。减缓气候变化涉及成本和政策选择，如果考虑社会成本，从经济上看，减缓成本并不高，关键是要制定减排政策、措施和手段。而且，减缓气候变化可确保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
中国目前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在国际贸易分工的大格局下，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加工厂”，投资规模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仅仅在能源部门，在过去几年里平均每年新装发电能力达 50 兆瓦，总投资规模超过 300 亿人民币。IPCC报告指出，到 2030 年未来全球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将超过 20 万亿美元。据国际能源机构估算，从 2001—2030 年，中国能源部门需要投资 2.3 万亿美元，其中 80%要用于电力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期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大影响。2005 年中国供电标准煤耗为 374 克，目前最先进的 100 万千瓦火电机组的单位煤耗仅为 287 克，与之相比，中国火力发电节能潜力还有 23%。在工业化的加速阶段，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只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Locked- in effect），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对国家、地区和全球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含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快速发展的中国能够探寻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二、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低碳经济的概念由英国在 2003 年率先提出。2003 年 2 月 24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2]宣布到 2050 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英国能源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到 2050 年时，将英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削减60%，并于 2020 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由于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其白皮书的内容以及所引领的未来政策方向备受瞩目，也引起广泛的讨论。
“低碳经济”概念，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框架（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特别是《京都议定书》遭受空前挫折的形势下由英国率先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僵局，着眼于国际气候制度建设。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英国希望以此建立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的桥梁。实际上，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已经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或者反对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其一直主张通过技术途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与低碳经济的内涵相一致的。
英国虽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没有给出衡量低碳经济的标准和指标体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终途径是切断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联系。国际上通常用“脱钩”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不同步变化的实质。建立脱钩指标的目的在于检验一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寻求影响连接与可能造成脱钩的因素，作为制定适当脱钩政策的依据。若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呈现不平行，即称经济体系产生脱钩现象。若经济增长率高于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即称为相对脱钩（相对的低碳经济发展），倘若经济驱动力呈现稳定增长，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反而减少，称为绝对脱钩（绝对的低碳经济发展）。
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走向低碳经济的过程就是温室气体排放和经济增长逐渐脱钩的过程。关于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多数结果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但也有例外情况。之所以会出现结果的差异，在于所研究的国家（地区）对象、温室气体种类和时间段的不同而导致结果的不同。为了验证全球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 GDP 的关系，我们根据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气候分析指标工具（Climate Analysis Indicators Tool, CAIT）[3]，对 2003 年世界各国人均 GHG 排放和人均 GDP 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横截面数据进行拟合发现，人均 GHG 排放和人均 GDP 之间的拟合效果出现了近似倒“U”型曲线的趋势。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发达国家的发展可能代表世界发展的方向和水平，说明温室气体排放是可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由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客观现象，并不是普遍适用的规律，所以研究结果并不保证对每个国家都适用。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即便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也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爬坡阶段。2006 年 10 月发表的《斯特恩报告》认为，从全球层面来看，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干预，人均收入增长和人均排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长期存在。必须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才能打破这种联系。
根据 IPCC于 2000 年完成的未来 100 年碳排放情景的分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呈上升趋势而且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均碳排放差距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缩小，呈现一种趋同态势。[5]
潘家华（2003）认为，人类个体对碳排放的需求既具有生物学和物理学意义上的有限性属性，也具有消费欲望的无限性属性。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人文发展需求，碳排放不可避免要上升。而发达国家消费的理性化可以使碳排放趋于稳定甚至不断下降。[6]
三、主要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特征
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 elasticity）的概念，将脱钩指标再细分为连接（coupled）、脱钩或负（negatively）脱钩三种状态，再依据不同弹性值，再进一步细分为弱（weak）脱钩、强（strong）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扩张负（expansion negative）脱钩、扩张连接、衰退（recession）脱钩与衰退连接等八大类。[7]
为了清楚地了解主要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对 2003年全球 20 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特征进行了分析。从国别来看，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欧盟 25 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日本和俄罗斯，在 6 个时间段至少出现一次强脱钩，其中英国最为突出，一直呈现强脱钩特征。其余发达国家也以强脱钩和弱脱钩为主要特征。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虽然在某些时段出现过弱脱钩特征，但非常不稳定。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强脱钩是完全可能的，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