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新世纪以来，林白的小说较为鲜明地呈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特征。探究这些变化如何发生，分析变化的具体表现，总结变化的意义与局限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梳理林白创作的整体情况，而且有可能推动学界重新思考林白的文学史定位问题。
第一章 新变的发生：外力影响与自我求新
1.1 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所推行的“精英文化”失去了传统的优势地位，“大众文化”在商业化浪潮的助推下得以繁荣发展。消费主义文化深刻改变了文学的生产传播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文学从生产到传播的各个环节都沾染了浓厚的商业气息。作家们不得不接受文学商业化和市场化的事实，有的甚至选择迎合大众口味，主动追求市场效应。文学所拥有的超越性的精神价值已经逐渐失落，远远比不上切实的利益。有论者指出：“1990年代勃兴的女性主义写作在穷尽了女性文学话语所能拥有的革命功能（对政治和男权双重意识形态的消解）后，陷入了自我重复、格调不高的写作困境，在牢固的男权以及强大的消费文化语境中，重新沦为满足男性欲望（窥视和窥淫）的写作产物。”①如果说林白们的写作大胆袒露女性的身体欲望，为的是彰显被压抑的女性主体意识，争取女性自我言说的权利。那么到了卫慧、棉棉等新生代作家这里，女性写作则更倾向于纯粹的肉体欲望书写，大胆、赤裸的性描写毫无顾忌地冲击着道德伦理，表现出对欲望的张扬和对物质享乐的追求。这种转变消解了女性身体写作的超越性意义，变成了迎合市场、满足大众低级趣味的商业行为。《作家》1998年的“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专号”介绍了卫慧、周洁茹、棉棉等几位女作家，每位作家都配有几张照片，“从刊物封面处理到内里作家点评尽情渲染‘美女作家’的信号，其中卫慧照片边文字是‘穿上蓝印花布旗袍，我以为就能从另类作家摇身一变成为主流美女’，炫耀和时尚溢于言表”②。这种所谓“美女作家”的商业炒作将女性身体写作，甚至女性作家本身都变成了供男性观赏和消费的对象。这一时期女性文学表面上创作活跃、作品流行、各种女性丛书集结出版，一片轰轰烈烈的景象，“然而我们一旦追问：是谁在编集、谁在出版、谁在‘指导’和谁在观看？那么便不难看到，在轰轰烈烈的背后，并非全然是女性和女性写作的自由和自觉。”③潜藏在这种繁荣之下的是逐利的资本和市场，它们无形间强化了中国当代女性的困窘和迷失。
1.2 一种自我颠覆的冲动
除了女性主义文学在新旧世纪之交走向没落之外，林白内在的自我求新的要求也促成了其新世纪小说创作的新变。女性主义写作往往将目光投向女性封闭的内心世界，反复咀嚼个人的生命体验，一开始或许会带来新鲜感，但长此以往难免陷入廉价的自怜自伤，流于无病呻吟。正如徐小斌所说：“毫无疑问，不敢拷问自己的灵魂、审视自己内心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写自己，那么即使他是一口富矿也必定会被穷尽。”①林白早期的小说专注于从女性个体的感官、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世界的感受，长此以往取材于自身难免产生自我重复。而林白显然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她力图突破个人化写作的局限性。
新世纪以来，林白开始尝试变喃喃自语为与他者、世界的有力对话。究其原因，林白在《妇女闲聊录》的后记中如此说道：“最早是一种颠覆的冲动，无论生活，还是艺术。想要给自己的生命以某种冲击，在人生的中途，带给自己另一种震荡。”②新世纪初的黄河之行是林白一次对自我内心的强制打开，她强迫自己主动与当地农民交流以完成田野调查。民间大地蓬勃永恒的生命力激荡起林白内在的生命能量，她以往对世界的恐惧感被冲淡了，内心逐渐平静，看到了他人的生存。林白说：“我看到了无数的田野和山脉，看到了乡村的集市与学校，老人和孩子，羊和牛，送葬的队伍和晒在马路上的麦子。我虽不擅长参与社会现实的写作，但我确信，对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会使我的内心变得健康一些。”③如果说这次实践是身体上迈出的一步，那么与乡村妇女小云的相遇则是林白打开内心的一个契机。小云那种来自民间的自我言说深深震撼了林白，令她重新感到世界的声色热闹、辽阔浩荡。
第二章 扩大自我的半径：辐射他者与世界
2.1 自我：从狭隘封闭到丰盈开阔
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逐渐走出了狭隘封闭的内心世界。如果说林多米在一次次受伤害后选择了封闭自我，陷入“一个人的战争”，那么北诺则开始向侵犯她的男权象征“秃头男人”展开华丽残酷的复仇，完成了“致命的飞翔”。而到了《说吧，房间》，林白更进一步地以林多米和南红为例探讨了家庭和职场对当代女性普遍构成的困境。陈思和曾指出该作品是从个人的立场上发出了对社会现象的抗议和回应，他认为“其实真正的女性主义文学都是产生在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反抗之上的，只有战斗的女性主义，没有逃避和遐想的女性主义”①。可见，20世纪90年代末期林白已经显露出从极端个人化写作中走出的端倪。
新世纪以来，林白逐渐认识到了自我封闭的局限性，生活中通过打坐的方式“去除我执”，写作中她扩大自我的半径，向他者和世界投去关注的目光，小说中的自我形象也因此从狭隘封闭变得丰盈开阔。正如林白在《万物花开》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了，她们曾经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但现在她们不见了。阴雨天的窃窃私语，窗帘掩映的故事，尖叫、呻吟、呼喊、失神的目光，留到最后又剪掉的长发，她们生活在我的纸上，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但她们说不见就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②正是因为林白自己内心更加开阔从容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因此一改从前神经质、忧郁、孤僻敏感的形象，变得更加淡然平和。林白曾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如此刻画女性的生存困境：“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③林多米就是这样一个将自己藏匿起来以躲避外界伤害的孤僻冷傲、敏感阴郁的女性。而新世纪以来柳海红和李跃豆的形象则有所不同，林白试探性地走出厚重的保护壳，改变一直以来的受害者、弱者心理而以理性眼光进行自我审视。尽管由于这种自我审视并不彻底而导致柳海红、李跃豆身上仍然存在林多米的痕迹，但由于这份理性自省的存在，小说中的自我形象也多了一份淡然平和。
2.2 自我与他者：从敌视、漠视到正视
在林白新世纪以前的小说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是作者密切关注的主要内容，而这其中，与林白处于同一阶层的知识女性又是最主要的书写对象。她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职业通常是作家、记者、编辑等，无一不是优雅、孤傲、神秘而充满魅力。男性人物则常常被设置为站在女性对立面的并不出彩的配角，比如在《回廊之椅》中两位女性的故事占据主要篇幅，而章孟达等男性的反革命暴动则仅仅充当了故事的背景板；再如早期作品中男性人物有时无名无姓只用一个字母或外号来代称，如《一个人的战争》中薄情寡义的“导演N”、《说吧，房间》中的情场老手“K.D”,《致命的飞翔》中仗势欺人的“秃头男人”等等。早期作品中男性形象总体上呈现出单一化、脸谱化的趋势，到了新世纪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林白逐渐塑造出更加多元化、立体化的男性人物形象，他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与良好的道德品质，从女性的施害者变为了女性可依赖的对象。此外，以前遭到忽视的底层妇女这一群体也进入了林白的创作视野。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以倾听者的身份记录了农村妇女木珍多个琐碎零乱的聊天片段，借此还原木珍家乡王榨村的真实面貌。在《北去来辞》中，底层妇女银禾给死气沉沉的海红一家注入了一股生气，她如同乡间野蛮生长的百草般野火烧不尽。林白放下了知识分子的骄矜，以低于大地的姿态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关注她们的生存状态，赞美她们强悍的生命力量。新世纪以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林白对男性的敌视和对底层妇女的漠视转变为正视，正视意味着一种更加平等、客观、包容的态度。
第三章 多角度的艺术探索:文体语言视角新变 ....................... 25
3.1 从常规文体到多样的文体实验 ............................ 25
3.1.1 跨文体:散文与诗歌元素的融入 ....................... 26
3.1.2 记录体:以低姿态记录妇女“闲聊” ........................... 27
第四章 林白创作新变的意义与局限 ....................... 40
4.1 气象开阔的小说新貌 ........................... 40
4.2 开拓女性写作新路径 ................................. 43
结语 ...................................... 48
第四章 林白创作新变的意义与局限
4.1 气象开阔的小说新貌
新世纪以来，林白尝试缓解自己与他者、世界的紧张关系，她的内心更加充实丰盈，其小说也随着对社会现实的有力介入而呈现开阔的气象，而不是像从前那般囿于幽暗的女性个人天地。林白早期的小说着力于塑造神秘优雅、美丽忧郁、沉默寡言的女性：如《子弹穿过苹果》中神秘、痴情而充满诱惑力的马来女人蓼；《寂静与芬芳》中沙街的美丽传奇——文艺宣传队的女演员姚琼；《守望空心岁月》中“有一种独特的、缓慢散发的美”的报社记者姚笠等等。她痴迷于用女性的眼光去发现女性的美并不惜牺牲“真实与深刻”，还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说道：“美化女人是我的爱好之一，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热衷于此，只要我的笔下一出现女人，我就要将她们描绘成既美丽又有很好的气质，我无法放过她们。”①此外，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