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南行”小说始终关注着南国土地的自然风景和底层人民，从多样化的自然书写到内外兼修的人物形象再到多元化的艺术手法，小说以多样化的审美视角展现了小说的艺术美，在此基础上“南行”小说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审美意蕴。
第一章艾芜“南行”小说的审美形态
第一节艾芜“南行”小说艺术美之自然形态
美的形态是丰富多样的，简单来说，客观世界中的日月星辰、山水花草、鸟兽鱼虫等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就可以称为自然美。但值得注意的是艾芜“南行”小说中的自然之美不是与艺术美并列存在的自然本身的属性、状态，而是经过审美主体审美观念以及审美理想影响下的艺术产物，是艺术美的一部分。尤西林在《美学原理》中指出“艺术美对于自然美的再现经历了由‘物’到‘心’逐层深入的过程，以简单的自然观赏为起点，直至‘天人合一’的自然圆融之境。”①总体来说，艺术美对于自然美的再现不是简单意义上作者对于自然景致的重复，而是带有作者生命体验痕迹的自然景物以感性形象展现在读者眼前。“南行”小说具有活力的景色是艾芜由“物”到“心”的审美呈现，让读者见证了宇宙间多元化的生命姿态，从而使读者在欣赏小说脱离附属地位的南疆风景时感受到生命的渺小与坚韧，从而进一步完成与自然环境的精神交流。
一、视听交织的自然环境
一直以来，艾芜“南行”小说自然风景的描写都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不乏窥探其在小说中数量丰富的原因、分析其在小说中的作用以及从中探究作者对自然风景的态度。这些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探讨自然环境对小说以及作者的意义，为小说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但是单纯从宏观视角出发不能全面体悟“南行”小说自然环境本身的魅力。翻阅艾芜“南行”小说总是会被其中的自然风景折服，不仅仅是因为其深入异域的奇幻，还有声色相交的真实细节让“黑暗中咆哮的江水”“虎叫中的月色”“雁鸣中缓缓流淌的碧绿江水”立体而又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动图——艾芜把自然万物都当作具有生命和情感的存在，因此“南行”小说让读者领略了真实独特的南疆风景，也感受了生命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第二节艾芜“南行”小说艺术美之社会形态
从美学角度来说，“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按人与自然关系来看，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作为对象来审视的话，构成了自然美；后者作为主体来审视的话，构成了社会美。”①以文学作品来说“社会美本源而鲜明的内容经由艺术家的创作，便对应地转化为艺术美的主题。”②因此艺术美是社会美的“再现”，而“社会美针对社会生活展开，主要关注人类社会形态的审美建构问题……包括技术美、社会交往中的美以及人物美等方面。”③就艾芜“南行”小说而言，除了波澜壮阔的自然风景，最引人注目的还有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倔强顽强的鲜活生命，不论是外在形象还是精神内在，他们如一汪死水中冲出的一股激流，一路披荆斩棘头破血流的注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洋——这样一群对生活引吭高歌的人物成为了那个奇特却充满魅力的异域世界闪闪发光的存在。
一、健硕的人物形体
尤西林在《美学原理》中指出，“社会美体现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④，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不仅指人际语言的社会交往，还包括人物自身的美，即人体美和人格美。而关于人体美究竟隶属于自然还是社会，学界历来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从马克思主义美学来看，人体固然以灵长目哺乳动物自然进化为基础，但人类的进化并不单纯是自然因素……愈到后来，劳动的作用愈关键。”⑤因此人体美是自然和社会统一的结果，并且社会因素占据了较大的比重。
第二章艾芜“南行”小说的审美意蕴
第一节乐观悲悯的精神力量
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重的小说创作者，艾芜始终以兼容并包的文学姿态在小说中展现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南行”小说作为艾芜表达生命体验和生命感受的独特存在，其在动态的历史视域下以多样化的审美姿态呈现出作者和人物生命的复杂和坚韧。虽然现代思想的渗入、快速更迭的时代背景以及艾芜不断转变的身份影响着“南行”小说的创作，但其中一直隐含的悲剧性基调与轻松幽默的喜剧性外壳相得益彰成功展现了小说特有的审美张力。
一、向死而生的悲剧性力量
审美意义上的“悲剧”自产生以来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其概念的界定更是层出不穷，有学者提出“所谓悲剧性，就是指这种包含在叙事性甚至抒情性作品中的、因为叙写无辜者的不幸而带来的令人震惊、恐怖和惋惜的情致和力量。”③在这个概念意义下，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不再仅仅是人物悲惨遭遇的代名词，同时也包含着人物悲剧命运带给读者和作者的情感冲击，即文学作品的悲剧在阐述事实的同时也带来了悲剧性的力量。
虽然“南行”小说把人物的坚韧和乐观始终贯穿其中，但是也无法遮盖其人物和故事本身的悲剧基调，三部“南行”小说创作的特殊历史节点决定了其呈现的悲剧不仅是人物个体的伤痛，更是整个时代的阵痛。“南行”小说里人物积极寻求生存机会，并猛烈抗争的实际行动其实是与旧时代鱼死网破的悲剧行为，但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剧性的行为成为破解时代困境以及建立新时代的密码，自然也就成为旧时代灭亡的催化剂。
第二节美丑共生蕴含的现实关怀
文学理论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就具有隐含读者的意识，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并不是个体漫无目的地简单叙事，而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创作效果的期待。这种审美效应是“审美创造美中所追求和达到的预期效果、效益”①，并“使人们在审美鉴赏中获得启迪和美的享受”②。
审美客体表现出的人物善恶、环境好坏是审美主体有意识表达的结果，“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只写美不写丑就不可能再现或表现出时空的本来面目，写丑可以更全面、更真实地揭示出自然、社会和人生发展的本质方面。”③但值得注意的是丑并不等同于恶，有学者认为“不适宜的”“不规则的”就是丑的，也有学者认为不完善的外形、不完美的表现是丑的，单独来看这些说法有些片面，但整体来看丑就是客观存在的违背客观规律的社会现象。
美并不是审美活动的唯一形式，与其相伴随的还有丑和审丑。审丑是“人审查、感受、评判、表现丑的实践行为和心理活动。”④一味追求美而忽视丑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只展示丑的表面行为并不是作家审丑的最终目的，审丑是为了通过对丑的审查、分析和揭示从而给人以启迪，发现丑背后的美。“南行”小说不乏对丑的描写和揭示，但不可忽视的是小说对丑的审视是其揭示生活真相的方式也是其追求美、热爱美的证明。
第三章 艾芜“南行”小说的审美价值 ................................ 63
第一节 个体生命的释放 ............................................. 63
一、主观情感的直观表述 ............................... 64
二、生命体验的真实流露 ....................................... 66
结语 ....................................... 81
第三章艾芜“南行”小说的审美价值
第一节个体生命的释放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30年代至80年代很多文学作品都秉承着“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原则，也因此使得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都对准了作品和作者之外的外界社会。身在其中的“南行”小说也不能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艾芜在审美创造的过程中除了试图以独特的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蕴感染读者的情感之外，也十分注重自身审美情感的表达。作家往往是从认识自己开始认识世界的，当身处充满野性的原始自然环境中的时候，艾芜在震惊的同时也真切体会到了其蕴含的强大生命力；当在饥饿和疾病边缘苦苦挣扎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对不甘受命运摆布的小人物感同身受；当在昭觉寺的囚牢里孤苦无依时，他自然就理解了吴绿茵的胆怯、钱白荷的崩溃，事实上“南行”小说中人物的困境和情感变化是艾芜自己在生活中的强烈感受，是其生命体验的真切表达。
翻开“南行”小说会被其中迸发出来的强烈的主观情感所打动，正如艾芜在创作“南行”小说时所说“而我也并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我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的。”②“南行”小说浸透着艾芜的爱憎，是他宣泄情感和表达生命情感的重要宣泄口，在此过程中作者的个体生命得以尽情彰显。虽然说艾芜的其他大部分小说也是他在具有了相关体验之后怀着对人民和时代的深切情感进行创作的，但它们更多是“为人生”的向外表达。而“南行”是艾芜重要的生命体验，其文学成果展现出了作者对人物、风景乃至读者直接而又热烈的情感，“南行”小说蕴含的是真诚热烈而又直白坦率的热情，艾芜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倾泻到小说的字里行间，这种多元化地审美释放也展现了“南行”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追求。
结语
艾芜满怀着对南国土地的憧憬与对人生的理想踏上了“南行”的道路，在六年的漂泊生涯中艾芜既以参与者的身份感受了边地底层人民独特的生存方式，又以异乡人的身份见证了在“裂缝”中生存的底层人民的悲剧。艾芜以平等的视角对南国土地投入了自己的青春和最真挚的情感，因此南国的风景也成为艾芜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正因对南国土地的念念不忘，艾芜又先后两次重新“南行”，即使身份已经转变，但边地的变化依旧引起了艾芜无限的感慨，风景的变化、故人的情况都成为艾芜心中的牵挂。前后三次“南行”艾芜见证了滇缅边地的历史变化，而“南行”小说理所当然成为承载这些见证的存在。在时代的洪流中艾芜既是亲历者也是旁观者，他推己及人地把客观现实和主观情感融合在一起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以感性的艺术形象展现了关于时代和历史的理性思考。关于“南行”小说的研究，学界更热衷于把目光放在第一次“南行”，但“南行”作为艾芜的持续性活动，把三次“南行”的成果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学界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南行”小说也逐渐以整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