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长恨歌》是王安忆日常生活世界书写的初探，通过对弄堂儿女柴米油盐、服饰餐具、空间布局等环境的详细呈现，她为上海这个抽象的外壳添上了具有强烈感官性质的枝节，营造了一种绵密甚至过于繁重的日常生活空间。
第一章寻找上海：重返日常生活
第一节“新写实”与王安忆
1980年代中后期，在走过了寻根文学、先锋小说之后，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渐式微，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逐渐进入作家视野，并汇成一股“新写实”风。新写实小说关注的是与人们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日子本相，注重以冷静客观的情感态度仿真展现人生存的“原生态”。在新写实作家的笔下，所谓生活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2、“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因此充塞文本的常常是吃饭睡觉洗衣做饭上班下班排队买豆腐白菜孩子入学等市民日常生活的动态流程。新写实小说从菜场、宿舍、卧室等日常生活场域入手，关注着芸芸众生的痛苦无奈，同时寻找着平庸生活中的幸福。无论是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还是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亦或是方方的《风景》都致力于还原重构日常生活空间的浑沌冷静的本相，“让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3，任何痛苦都“该咬着牙吞下去”4，任何崇高的理想追求都会在此得到嘲讽或消解，最好是参与到社会的规则中并做到游刃有余才算是“成熟”。新写实作家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对现实世界的沉思冥想，而是直视人们赤裸裸的生存困境，不做抵抗也不做诗性调节，或许这就是蔡翔所言的新写实小说“无情地拆除了所有附加于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装饰’”1。当小说故事中的生活不再有理想和现实的对立后，写作主体也获得了某种松弛，它实际上是放逐掉了意义、思想、彼岸等乌托邦追求，降低了文学对现实的回应、批评和浪漫化的想象。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背后，反映的正是作家主体定位的迷茫。
第二节从《长恨歌》谈起：“永远的上海心”
一作为前景的弄堂
谈到《长恨歌》，自然就会谈论“上海怀旧”热潮。1992年，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浦东开发，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迅速崛起，有关“上海”城市的表述也在同时期庞杂起来。在这些上海想象中，对三四十年代旧上海中产阶级生活和精神的怀旧构成了90年代中后期上海叙述的主流模式，王安忆的《长恨歌》也在此风潮中得到热读追捧。就“上海怀旧”的叙事要素而言，《长恨歌》的确展示了以王琦瑶为代表的的旧上海中产阶级对丰裕物质生活的追求，体面、品位等价值观，这恰逢其时地为“上海怀旧”提供了材料。别有意味的是，王安忆本人否认了这一倾向，她自述对《长恨歌》40年代部分毫无感性经验，也不存在心理上的怀旧，只是为主人公的出场虚构出一个华丽舞台，这一点在小说开篇就得到了证实。
小说主体故事开始前，作者特意设置了“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四节，最后再引出主角“王琦瑶”，从顺序安排上看这是比上海小姐竞技舞台更为基础的人生舞台，换言之这是比40年代上海奢靡繁华的背景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故事“前景”。且看作者给弄堂、流言、闺阁、王琦瑶四节的定义：弄堂是“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1，它是“将空白填满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2这里存着老派市民和新派市民的“诚心”“私心”3，是上海城市的基础景观。流言是“上海弄堂精神性质的东西”“上海弄堂的思想”4，它寄托着城市的“真心”，“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的，流言是寄在上海的弄堂里的。”5闺阁藏着女儿的“怨艾之心”“欲望之心”6，它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熄，一代换一代的。”7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是“长痛不息”8的，她有着“平淡的真心”，“上海弄堂因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这情味有点像是从日常生计的间隙迸出的。”
第二章世俗人生的审美化
第一节《妹头》：日常里的浪漫
如果说王琦瑶是旖旎中的现实，妹头则是日常里的浪漫。妹头是完全不同于王琦瑶这种“典型的待字闺中的弄堂女儿”的上海女性，王琦瑶是老实本分，矜持自守，而妹头在丈夫小白记忆中一出场便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泼辣精明，她的身上也聚集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活智慧。在我看来，妹头是比王琦瑶更加立体丰富的人物，是非常讨喜的小市民。先看妹头的背景，第一、二章围绕着妹头及其生活环境的描述，有意无意地使用了两个相反意思的词语组合：首先是妹头居住的弄堂外部环境：妹头生在淮海路闹市里人口密集的弄堂，前面是热闹的商铺，后面是乡气未脱、勤勉本分的家常日子，这里是繁华和世俗的组合。再看内部的房间布局：“大房间是一个很漂亮的，有着中产阶级气息的房间，它和很多上海中等人家一样……而那两张床，也并没有一点因为涉及私人生活而生出狎昵气，相反，它们使得整个房间有了居家的气氛，因而变得温馨实惠。并且它还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房间的俗丽格调，它们毕竟是堆砌过度了，几乎散发出一些奢靡的味道。但它们由于是那样满满当当、实实足足，倒正好反映出它们实在是出自一颗纯朴的心。”2古典和华丽、实惠和俗丽，堆砌过度和满满当当，这是几组相对意思的词语组合。成长在这种环境中的妹头养成的做女人的规矩也是恰如其分：“这规矩不是深宅大院里的教养，也不是小户人家的带有压迫性质的戒约，而是这样弄堂的中等人家，综合了仪表、审美、做人、持家、谋生、处世等等方面的经验和成规。既是开放，又是守旧的一点原则。”
从以上列出的词语组合可以看出，《妹头》里的弄堂日常生活世界与上海繁华的马路空间并不像《长恨歌》中那样明显地一分为二，作者也无意突出“家常”/“弄堂”作为上海的底子、芯子这一类表述。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上海摩登与俗世家常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着的生活环境，一个开放又守旧，享乐又朴实，前卫又乡俚，华丽又实惠，有见识又有成见的开阔空间。叙述者用词繁多夸张，对妹头及其生活环境的喜爱之意溢于言表，叙述建筑起的市民生活世界里包含着许多不相称的地方，但它们总能在作者自觉地阐释和调整下达到和谐共处、得体舒适、开放包容的浪漫化效果。也就是说妹头的生活世界核心要义就在于包容、理解、兼容并蓄的态度，因此淮海路的“浮华”或“世俗”也都不会简单地造成个人或环境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这种现代化后的问题，而是像大弟一样：“这条街的浮华像水一样从他身上流过，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见识，虽然谈不上广博，可也够他打底了。有了这个底，他大体可以做到从容镇定。”2小资享乐也好，乡土气息也罢，都只是内化成了人过日子必要的情致和底蕴，综合成为妹头这般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世故人情。
第二节《富萍》：“劳动和吃饭的生活”
在《主人的天空》中王安忆描述了城市边缘地带的声色，她这样写到：“它们脱离了城市的喧嚣，它们似乎与这城市的景象是无关的，它们不禁显得寂寥。可是，其实是它们，才是上海这城市的基调……人们总是渲染上海的享乐，可谁了解它的劳动呢？那种一砖一瓦，一凿一捶，那是燕子衔泥，又是一夜换了人间，那粗鲁的，又是细腻的，暴烈的，又是温柔的，果决的，又是缠绵的劳动，是上海真正的戏剧，亦是上海真正的主人。所以这城市地理上的边缘地带，其实是城市的核心，许多戏剧性的成因，都是从这里发端。”2
在这里王安忆重述了上海的核心，边缘成为中心，劳动成为主人。此处的“边缘”也不仅意味着地理位置的偏远，更重要的人面对生活的态度，一种是中心地区代表着的浮光掠影般的虚荣，一种是边缘地带代表着的坚忍踏实的劳动。但中心地区的华丽和繁荣不一定就不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劳动，那么王安忆为何要做出倾向性如此明显的“中心—边缘”辩证法呢？她对“中心”的否定中有哪些言外之意呢？或许我们可以在小说《富萍》中找到答案。
《富萍》驱散了弄堂的光韵，用词通俗日常，小说写法上不再把弄堂作为上海生活的芯子，而是借富萍移动的脚步一线串珠起三种不同的底层集体生活经验：淮海路保姆奶奶们、闸北的船上人家、梅家桥的棚户居民。在我看来，《富萍》不是讲述从“淮海路”走向“梅家桥”的故事3，也就是富萍的最终选择不是小说的重点，同时我也不认为王安忆是在文本上重新建构了一个上海1，奶奶、舅舅们的生活只能代表上海生活的一个面向，而不能作为上海的整体来看待。《富萍》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划出了一个乌托邦的范围，讲述了几类上海建设者的故事，传达一些简单朴素的道理：劳动是有价值的有用的，劳动是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劳动是华丽的基础和底子；城市的繁华来源于它开放大度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在于它合理安放和接纳了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与风情民俗。富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她是一根线，这根线串起的是60年代上海三个社群的生活画卷和群体人物风貌。它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描写不再是《长恨歌》般跌宕起伏、大悲大喜，而只是沿着富萍观察的视角徐徐展开弄前小街、闸北等区域的声色形韵和朴素的“劳动和吃饭的生活”2。
第三章 世纪初的乌托邦守望................................28
第一节 《上种红菱下种藕》:传统的生活美学....................28
一 隐形的对立...............................28
二 回望与叹息..........................30
第二节 《桃之夭夭》:弄堂女性的生命能量....................33
结语......................................37
第三章世纪初的乌托邦守望
第一节《上种红菱下种藕》：传统的生活美学
一隐形的对立
《上种红菱下种藕》取材自王安忆96年在绍兴华舍带病休养一个月的生活经验。在这部小说里作家移至上海周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