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历史给后世呈现的是一种纷繁复杂、风云变化的形态。自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文学的言说，在这众多的关于历史的言说中，宗璞以她个人独特的体验，在尊重史实以及致力于填补一段历史空白的基础上为读者讲述了一段历史，体现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对历史的独特感悟与责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记忆留给后人，对宗璞而言，以小说的方式去言说历史，是记录历史的最佳方式
一、宗璞小说历史叙事的发生
（一）成长经历与身份意识
新时期以降，许多作家将创作视点集中在历史题材之上，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题材的写作风行一时，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样式。究其成因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有关，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得以保存下来被后世所知，就是由于“讲述历史”是我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是什么？就语源而言，历者，经过也；史者，作册也；历史者，对所经过事情的真实记录。从更为严谨的角度上来说，被我们称作历史的东西只能是“牵涉到或影响了众人的事件本身”或者曾经“存在”过的现象，其延伸意义上还应该指历史事件的文字记录形式，或者历史事件通过记述者的观念，影响人们心灵、情感和思想领域的“存在”现象。杨书案曾说：“历史小说家并不是想钻到故纸堆里，而是关心着国家和民族，关心着现实，是现实的感觉逼着我们去写历史”[1]由此可知，历史书写的溯源与根本是现实的土壤孕育而生的，人类历史最终成为有意识的文化现象也是基于我们先民们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记录并且将这份记录传承延续。宗璞小说的历史叙事与她本人的成长经历、身份意识以及家族影响都是相契合的。
历史叙事意识是作家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小说历史叙事创作的一种意识行为。历史意识反映历史存在，历史存在决定历史意识。当一个作家去认识历史的时候，是建立在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基础之上的，同样也是主动的，因此这个作家在选择叙述历史事件时，也是基于个人的价值选择之上的。然而并非主观任意，它是符合历史的客观存在的。宗璞选择创作历史题材类型的小说是基于现实生活带给她的感受体验，纵观宗璞的作品系列，她从未悬置历史且果敢地介入了新时期中国文学不同阶段的创作潮流，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不同历史阶段都留下了她的创作足迹。她本人对历史的态度从来都是严谨、认真且一丝不苟的，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一致认为宗璞小说创作有着“史诗”情怀的原因所在。她以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身份，再现了当时动荡不安、举国维艰的中国社会；以归来者的身份重新反思十年动乱带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影响。她的成长经历伴随了中国经受屈辱到重新站立起来的漫长历程，她将笔触到历史的深处，为历史的骨骼注入了血肉，使今天的读者得以再次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场景，感知历史真实带来的震撼。
........................
（二）记忆的追寻与复现
记忆，是人类生活中润物细无声的存在，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与日常生活产生关联。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就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来看，文字具有记忆传播的功能，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字的影响能力逐渐增强，进而衍生出文学，文学将人类社会史上的一些集体记忆以文本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如西方国家的史诗，让今天的读者参与了古希腊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如此一来，历史唤醒了记忆，文学为历史记忆存在与价值意义提供了经验场所。历史记忆是来自民族的、社会的、群体的共同的回忆，并且贯穿了整个历史流变和发展的过程，在文学作品中历史记忆以创作主体将其在特定的历史时间下的历史经验展现给读者。历史记忆也指“历史记录”，指那些在历史中有过个人生命体验的亲历者们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和记录。历史记忆是属于集体和社会记忆范畴之内的，这三者之间很难进行区分和割舍，它们共同阐释了记忆的建构。宗璞在她的小说中，追忆逝去的历史，意在通过小说写“历史”，再现与重构历史本真的面孔，突破超越以往对历史的误读，完满地呈现了上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
1.还原与重现
叔本华认为，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全球化、一体化的环境下，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显得更为珍贵，而以文本形式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知识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作家作为文本创作的主体，在进行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总会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记忆进行筛选重构，发挥文学本身具有的审美性和修正性的功能，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还原修补真实的历史。宗璞在小说追溯了两段历史，中日抗战史和十年浩劫史。
一篇小说的历史叙事是作家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虚构的过程，作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字的表达突显在特定历史时间下历史事件存在的意义，达到历史叙事的意义诉求，这种诉求的表现方式可以是反思的，也可以是批判的。在上文中探讨过文学叙事同历史叙事一样无法规避意识形态的规约，因此一些文学作品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历史真相的遮蔽与误读。《野葫芦引》这四卷本小说最大程度的还原了历史的真相，高度的责任感和正确的历史观让宗璞在创作过程中“厘清并明明白白地写出了当时确凿无疑的基本史实”。[1]正是这些正确史实的提供让我们今天的读者得以了解到：当时的中央政府是“抗日的领导核心”，民众对当时的中央政府寄托着积极的拥戴，抱有极大的爱国自信，作品中还原及肯定了国民党在战争中的正面力量。韦君宜作为走过抗日战争的一代人和一位资深的革命家，她曾经在《<南渡记>漫谈》中提供了这样的证词：“国家的象征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在南京的政府。人们当时还不知道红军和镰刀斧头，这是事实。……大多数人那时候并不知道红军有多大力量，更不知道毛泽东。我觉得今天的青年包括中年，从小说里知道一点历史也好，不能以为凡是历史都是八路军写成的。”[2]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历史背景，作者正确的历史观，才使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得以在扎实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与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历史小说的局限性。宗璞在创作时没有站在政党的哪一边，也没有受时代话语潮流的裹挟，而是理智地、人道地站在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大爱的立场上，再现了战时国家的状态、再现了西南联大这所影响深远的学校历史。
.................................
二、宗璞小说历史叙事的内涵
（一）历史事件中的创伤体验
法国哲学家德赛都在《书写历史》中对“历史”的诠释有“拥有历史是一种特权。我们需要不断地记住这一点，我们才不致被历史遗忘。”书写历史并通过文学重构历史记忆，是当代中国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的共同写作主题，也是一个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在匡复还原这段历史记忆时，必然会出现历史给人留下的创伤记忆。一个民族或国家在经历了的大规模战争或者政治上的浩劫等历史灾难之后总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创伤，这种创伤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上的。作家书写这段历史留下的创伤记忆并非是向历史责难，而是想要以史为镜，达到可知兴替的作用。在宗璞的小说中能够感受人物在中日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痛，也能体会人物在十年浩劫里遭受的身心创伤。
1.战争伤痛
宗璞创作《野葫芦引》的想法在五十年代就萌生了，她想写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她要用小说来纪念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她本人是这段风雨如晦岁月里的亲历者，她在父执亲友一辈人身上体会到了民族脊梁式的知识分子榜样，感受到了民族灾难面前大家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上下一气的情感，但也目睹了战争带给社会和无数家庭的伤痛。《南渡记》从卢沟桥事变写起，完整的交代了北平沦陷的过程，学校被迫南迁的临时政策，小说以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家为中心轴，进而展开对其他知识分子家庭的叙述，呈现了普通民众在日军侵略阴影下屈辱艰难的生活环境，日本军队的横行肆虐使得整个中华民族如临深渊，学校受到轰炸，街道上处处挂满了日本人的军旗，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干扰，这种耻辱和愤懑也感染着像嵋和玮玮这样年纪尚小的孩子们，这种影响在他们“打日本人”的游戏中得以感受。吕清非老人一生为国奔走，目睹了国家的沦陷，这让他心中如焚，恨不能上战场为国效力，然而日本人想借吕老太爷的声望迫使他担任伪职，年过耄耋的老人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以“生之意已尽死之价无穷”拒绝伪职，吕老太爷的就死辞生为屈辱的中国人民笼罩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也让这种伤痛去挥之不去。逃难途中正当妙龄，对人生还充满期待的少女李之芹由于心脏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再没能踏上祖国自由的土地，没能看到昆明美丽的蝴蝶。战争带来的屈辱和伤痛化进了每一个家庭，每个普通人的身上。《东藏记》继续记叙了这批师生在昆明的日常生活，虽然在自由的土地上却难免有“异客”之感，日军飞机的不定时空袭，大家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刚搭建的房子再次被炸毁，跑警报成为了家常便饭。尽管昆明的天很蓝，大家还算自由，但每个人都在忧虑着明天会发生什么。
论宗璞小说的历史叙事
..............................
（二）历史洪流中的人物命运
任何个人生活的存在实际上是历史的存在和文化的存在。“严格来说，没有人性这种东西，这一名词所指称的，确切的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的历史。”[1]对历史的研究就是对人的研究，历史是由人构成的，而个体的命运也无法彻底地脱离历史单独存在，同样也无法不受来自身边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宗璞的小说中大多以历史转折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写作对象，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是宗璞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也是宗璞小说历史叙事的内涵。当社会发生变革时这些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宗璞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经历了人生许多个“十字路口”的抉择，并且一直在思考作为知识分子该如何为这个社会、国家承担自己的责任，作为女性，宗璞亦以她细腻柔软的笔触思索着女性在动乱时代下的命运前途。
1.知识分子道路的抉择
宗璞的小说以知识分子题材居多。书写知识分子在社会以及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抉择是她小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