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将视角对焦于沈从文新文学创作内部，将其文学文本与时代文艺理论相对照，考察他所做的调适及面临的困境。沈从文经过写作上不断地尝试、调整，心情上也经历焦虑与期待、挣扎与失望，当他再次确认了“抽象的抒情”式的新文学观念之后，加上外部环境造就的新契机，他自然地放弃了这种写作的努力，与自我达成了某种和解，这种转向于自己、于国家都是健康有益的。
第一章 沈从文后期新文学创作实践概述
第一节 “忘履集”：文学试笔及创作计划概述
对于 1949 年后的小说创作实践，沈从文曾以“跛者不忘履”自喻，大意即一个原本能健康行走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了跛者，那个人经常会在梦中和日常生活中想起自己以前健步如飞的样子，也很愿意通过尝试和努力恢复原本健康的状态。②以致张兆和在编辑《沈从文全集》时将他 1950 至 1982 年间所进行的文学创作尝试整理成册并为之命名“忘履集”。目前我们可见的除了收录于《沈从文全集》的四篇小说——《老同志》、《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外，还有一篇《来的是谁？》留存在黄永玉手中。这五篇小说在沈从做细致阐述，主要对他在书信中流露的但并未付诸实践的小说创作想法进行集中梳理，或可窥见影响其生命转向的一二因素。
首先是“石妈”的故事。在革大因与大厨房的几位炊事员相熟，对于沉默做事、素朴奉献的普通劳动者甚是爱敬，由此即想到了身边熟悉的劳动者——在家中帮忙的石妈。人物是熟悉的、故事也是熟悉的，或可借此恢复用笔的能力，“我已预约过要有个中篇写她。她是个战士，因为和生活战斗了廿年，把两个孩子带大，都作了解放军，人相当伟大”①，等到从革大毕业，石妈的故事也没有具体落实，但他却未忘记过这个伟大的战士，在内江参加土改时还特别提及，鼓励用笔好的小儿子沈虎雏为石妈写篇小文，“我估想虎虎会作得好的。即从石妈写起。用《苦儿努力记》方法写个战斗的石妈。一章一段写，二千来字一回，会写得很动人的”②。及至从内江回京，有了更具时代意义的主题后，这个设想再没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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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后期散文概述：公开层面与“潜在写作”
在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世界里除了小说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散文。沈从文被称为“水边的抒情诗人”，在他坐船沿河归乡的途中，用一支独具性灵的笔点字成画，勾勒出湘西的山光水色，用淡雅悠扬的文字展现了湘西的风俗人情，时至今日仍能从《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中感受到原始的湘西世界以及蕴含于其中的充盈情感。1949 年后，散文的创作仍是沈从文努力从事文学事业的一个方向，相较于小说创作，文艺政策对散文的受众群体规制较小，文体自身的包容性和自由度较高，故而完成度也较高，纵览《沈从文全集》，他在四九年后的散文创作有 50 余篇，从体量上来看是小说创作的 10 倍。
通常意义上来说，散文是指除了戏剧、诗歌、小说以外的具有文学性的散行文章，而要对散文作出针对性研究就要关注狭义上的散文，即以记叙或抒情为主，取材广泛、笔法灵活、情文并茂的文章。本文的研究重点以狭义概念下的散文为主，但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感受沈从文前后的思想变化及人生脉络，从广义散文中借“杂文”这一概念，但并不拘泥于某一种具体形式，如鲁迅般针砭时弊短小精悍的文章，而是特指内容繁多驳杂，难以细致归类于上述所论狭义散文概念之中的庞杂散文，例如随笔《政治无所不在》、带有散文性质的检讨文《我的感想——我的检讨》、时政评论《<武训传>讨论给我的教育》等，以表格的形式整理于附录之中。由于本论文探究的主要是沈从文在 1949 年后关于新文学创作的调适与困境，所以在散文摘选时以内容展现新文学创作的思想变化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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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求变”的实践：对新文学观念的积极调整
第一节 思想改造：自觉靠拢到自主认同
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两次思想改造，即在革大的学习和四川的土改运动。但早在这两次官方的思想改造之前，沈从文就已默默地向现实学习并认真地进行了自我剖析，于 1949 年 12 月 25 日完成了《政治无所不在》一文，从两个方面表达了恢复精神、重建自我的渴望。沈从文开篇即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误解和“无知”，通过父子的对话认识到了个人与年青一代思想上的差距，“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与他由“思”出发的有所不同，但二者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经由他“思”的理解，这个之于多方势力整合、保留千年积习的新国家需要信仰，“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力量”，无所不在的政治是为了促使全体人民的觉醒，加速社会的文明进步；由于社会变动太大，成长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难免有种种不适应，但历史绝不会后退，“就需个人先能把自己作个全部的检讨，来改造，来重造”、“来接受新的社会要求”，对各项原则主张虚心地接受并学习，对个人的工作即文学写作也需要重新思索，必先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研读新作品，学习好如何用笔后才能服务于人民，此时他已认识到自己“病”的缘由—“离群而思索”，①“离群”乃原罪，回归于“群”之中或可自赎。
1950 年 3 月进入拈花寺华北大学，4 月随建制转入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与他同期同班的学员大多是大学教师，“包括正、副教授、系主任、院长、教务长及研究员、新回国的留学生等”，②从人员身份不难看出本班的教学任务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通过学习纲领性文件、听政治报告、讨论座谈、写检讨和思想检查等形式消除旧时代的旧思想，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成果的验收则以理论测试形式对每个人进行检验。本着“归队”心理进行学习的沈从文于政治上可谓毫无进步表现，“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对于坐而论道的空谈和贴近群众的娱乐活动沈从文并不理解支持，只感受到了苦闷，“越学越空虚”，只能“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①也不甚理解这么做于国家有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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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强烈的社会认同：土改期间的小说创作
本着自赎的心态和对家人、对自己的承诺，“费了三天剩余空闲，抄了个三次”⑥的《老同志》完成了，这是 1949 年后沈从文进行小说创作的第一次试笔，对这篇小说他很是看重，在家信中曾反复提及，对文章的艺术性、审美价值并不十分在意，只希望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老同志》从描写对象的选择、时代主题的强调、凝练的白话语言三方面表现了沈从文向新时代人民文学靠拢的努力尝试，以及对新社会的强烈认同。
首先，老同志这一主人公形象契合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宣扬。小说中的老同志是个翻身的农民形象，老同志家住在青龙桥红山口北村子里，解放前只有三间灰棚房子同两余亩砂地，靠种杂粮和菜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即便如此清贫还要时常受“三座大山”的剥削：附近田地的官僚大地主将他们这些穷苦农民当“丁差”使用，所谓丁差，即封建主义制度下的成年男性奴隶；辛亥革命后田地又做了北洋政府的军营，强买强卖是常事，不给钱还要倒贴劳力送货上门也时有发生；后来无论是日本鬼子军侵占，还是蒋匪军接替，作风如一，周围百姓只得在无望无助中苦熬，日子极难过。直到解放军驻进了北京城，农民彻底地翻了身，老同志也如万千农民一样摆脱了阶级压迫，并十分要求进步地投身到了革命的队伍，有了一定的工作还有既定的薪资，老同志不仅在经济上摆脱了旧时代的压榨，人格上也得到了普遍地尊重，真真正正成了个“直立”的人。与五四时代鲁迅笔下麻木、愚昧、落后的农民形象不同，老同志是个“新农民形象”，他谦虚素朴，因为自发地从家中带新鲜蔬菜添配到学校的伙食里而受到表扬，只觉害羞；他认真负责，起早贪黑放弃娱乐只为坚守岗位，让学员有水可用；他一心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对于劳动热情的新道德品质，老同志所保有的，恰是一个全份”，他“在沉默里工作，把时代推进”、“在无私无我的为建设国家而努力”。
一、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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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守常”的困境：与主流文学审美的冲突.........................25
第一节 “都不大通”的文学：以完成的三篇小说为例..............................25
第二节 “不知从何写起”的创作计划.............................29
第四章 长久的“隔绝”：对不朽文学理想的坚守...................................36
第一节 《抽象的抒情》：倔强地自我放逐..............................36
第二节 重要的转向：1963 年前后的选择...................................40
结语............................43
第四章 长久的“隔绝”：对不朽文学理想的坚守
第一节 《抽象的抒情》：倔强地自我放逐
1961 年 6 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期间沈从文致张兆和的五六封信均散佚，但从张兆和的回信可管窥一二讨论内容——写或不写。张兆和认为沈从文“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看待文学创作，拘泥于批评家如王瑶等人的评价，“能写而不写”实有负于党的关心与鼓励，应该“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①排除困难、从切实的创作中一步步提高，而不只是空发议论。对于张兆和的建议，沈从文做了长久的思考，在青岛修养期间或回京后不久即完成了《抽象的抒情》一文，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评价此文是与“张兆和的信构成深层的‘对话’关系”，②沈从文也确实回应了张兆和信中的“指责”，在他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