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散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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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直以来人们更多地关注沈从文 1949 年以前的文学成就，很少有人提及他后期进行的新文学创作努力，即便提及，也是将视角定位在归队的努力之上。本文将视角对焦于沈从文新文学创作内部，将其文学文本与时代文艺理论相对照，考察他所做的调适及面临的困境。沈从文经过写作上不断地尝试、调整，心情上也经历焦虑与期待、挣扎与失望，当他再次确认了“抽象的抒情”式的新文学观念之后，加上外部环境造就的新契机，他自然地放弃了这种写作的努力，与自我达成了某种和解，这种转向于自己、于国家都是健康有益的。
沈从文后期的新文学创作整体质量一般，无论是语言结构及哲思性都难以与前期作品相媲美。后期的小说创作虽为同时代典型化书写填补了平淡日常的空白，但仍是时代政治的产物，缺少思想性；公开发表的散文则完全是为政治发声，泯然于时代中。沈从文的转向固然有时代制度限制的原因，但却不能完全归咎于此。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不只论述了自我与时代的矛盾，也充分认识到了时代政治性文艺要求的必要性。他不写，是他的文学观在遇到挑战、调适失败后的自然选择，是个人主观能动性作用下的结果。而且，他从历史长河的发展中肯定了文物研究的价值，他自己也将之视为另一种艺术生命的凝结。当然，我们为失去一个杰出的新文学家而惋惜，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且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不必为他的停笔而惋惜，从他个人来看，研究历史文物“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小说有年轻一代去继承，但文化史的研究却是个完全崭新的开端。①这种选择是沈从文作为“共和国知识分子”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的自然选择。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