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收录的冯至在抗战初期写作的散文篇目，体现了他对抗日战争最初的反映。这些散文里一个重复出现的写作对象，是在战火包围中保持过去面貌的小城镇。1937 年，冯至在进入战争状态的吴淞写下《怀爱西卡卜》，怀念纳粹党势力膨胀的气氛里，自由和平仍然存在的德国小镇爱西卡卜；又写下《罗迦诺的乡村》，回忆自己在“距离法西斯狂热下的意大利只有一座湖的距离”③，但是没有丝毫战争痕迹的瑞士小城罗迦诺度过的节奏缓慢而与世隔绝的假期。冯至这样形容罗迦诺：“人、动物、植物，好像站在一个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减损，也不能扩张的范围。”④冯至 1939 年回忆迁校经历的散文《在赣江上》，又一次将这样的小城镇作为主角。在乘船逃难途中，时刻戒备的众人夜里遇到亮灯火的船，误以为要遭遇抢劫，但当地的船夫解释，他们遇到的是夜里捕鱼的渔民。如同惊弓之鸟的逃难者是闯入这个平静世界的人，“除去这满船的疑猜和恐惧外，面前是个非人间的，广漠的，原始般的世界。”
冯至再三描写的与世隔绝的小城镇便是他对于战火下个人生活状态的期待。他对于战争的态度是疏远和恐惧的，他盼望自己的生存空间如同这些城镇，不受到战火的侵蚀，他原有的生活方式既不“扩张”，也不“减损”，不被战争所影响。写作《十四行集》时冯至居住的林中小屋，只能满足他远离轰炸的需求，但他的生存空间已经收到压缩，他无法完全隔绝战争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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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贺桂梅在《转折的时代》里提醒：“当年轻一代把冯至 40 年代的作品称为‘精神的祭台’，并将它们视为对抗集体主义神话的历史奇迹时，不得不正视的是，正是这个精神祭台的构筑者满怀热情地参与集体主义时代，而非简单地被历史左右或阉割。以一种个人／集体的对立逻辑将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冯至截然分成两个人，不过是在重复冯至所没有表述的静默。”
冯至的不表述和不可表述自有其时代原因，冯至新时期的读者们急切地从他身上寻求“精神的祭台”则是时代原因的另一重表现。《十四行集》的确有一部分诗歌与 40 年代洪亮的时代声音质感不同，但如果将其视作《十四行集》抒情主体唯一的语调，则会忽略冯至在诗歌、散文、杂文里多次展现出的，加入时代声音的尝试和对于一个集体的需求。
冯至在诗歌的写作技艺上以里尔克为师，试图形成一个理想中的诗人；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也试图受里尔克的启发，生成一个在乱世中坚守个人空间、忍受寂寞的人格，但战争的影响限制了他成为他学习时所预想的主体，他时常将目光投入现实社会，并发声试图改变它，冯至在两种态度之间的矛盾使他始终不间断地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这无疑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十四行集》抒情主体沉思与诉说的两种语调，前者包含了在战争中颠沛流离，失去朋友的哀伤，和终日生活于林中小屋的受困感，后者包含了对于伟人的歌颂和对于现实读者群体的呼吁。他试图从里尔克处习得的诗歌技艺在他的转化之下呈现出与里尔克截然不同的抒情主体的个性。如果同时关注《十四行集》抒情主体在个人空间里的沉思和公共空间里的诉说，也关注冯至 40 年代在保留个人空间与融入集体之间所做的复杂考量，则可以获得线索来解释冯至在 50 年代向颂歌诗人转变的原因。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