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文化地位的形成，与香港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身份与文化特质有关。进入新中国以来，香港的中转和桥梁作用最初体现在地理位置上。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有机会可以走出去，香港成为了重要的航行中转站。在香港，作家可以看到一个中西交融的文化社会的风貌。同时，由于审查制度的宽松，作家的作品可以更快在香港期刊发表，从香港出版社出版。例如周作人、巴金、杨绛等的作品都曾无阻碍的在香港发表。这都得益于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对于世界思潮与动向是敏感的，但同时，却又是中立的。这也是潘耀明一直强调的：香港文化的中性价值很重要。“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兼容不同的见解，还要表现客观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反映香港的诉求。”2香港文化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在纷纭中找到独属于香港的聚焦点，如此一来，香港文化窗口的作用就会得到最大的彰显，香港文化也会在世界上得到一席之地。
.............................
结语
潘耀明的创作与文学批评，将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五四精神与西方现代文化融合，在香港这个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一面，向我们展现了香港散文与海外华文散文中与众不同的全新特点。
在创作中，潘耀明对作家主体性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反思，摒弃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尝试将文学创作上升为对人性的展示，这是潘耀明文学创作的最高追求。对于散文创作，潘耀明追求的是将其真正成为作家传递内心真实情感、传递个人的文化价值观的过程。这对于八十年代初，对散文这种文体的反思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的散文文类中，潘耀明对游记的认识最为深刻，提出了“景附丽情”的概念，将游记中作家的主观意识视为创作的关键，以自我的表达在纪游的过程中传递出作家的思想。同时，潘耀明也意识到，抒情不是散文的全部，散文更应该成为作家文化价值观的一种载体。作家通过自我的散文，传递对于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这是散文应有的精神内核。而潘耀明所认为的文化价值观相对广泛，也展现出潘耀明对散文创作自由的认同。
潘耀明的文学批评虽然只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但对港台地区与和海外华文文学领域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这种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许多已经“消失”在远离内地的读者眼中的作家重新介绍，并给予恰当合理的评价，同时积极介绍文坛新兴起的作家，这个过程潘耀明以真实性为准绳，力求真实的资料与作家心理；二是通过作家论的文学批评形式，注重史料价值，挖掘作家内心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通过文学批评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完整的作家形象。而且，潘耀明并没有将文学与政治话语设立成非此即彼的关系，文学批评真正的衡量尺度应是普世性的思想与作家真实的情感。这些批评的尺度获得历史性的穿透力和鲜明的时代意义，对当时的内地文学批评界来说，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