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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文革”结束后，文联、作协等文艺机构相继恢复工作，《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等国家级报刊也相继复刊。1978 年，中国作协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开始评选全国性的奖项。评选的过程也是一个筛选、排斥不符合“规范”的过程，如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本来已进入获奖名单，但是最后又被取消。随着思想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深入，80 年代的中国文学孕育了多种面向，1979 年的作代会，官方对三年以来的文学成绩持基本肯定态度，但是同时又做出种种“规定”，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出的主流文坛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议、《苦恋》风波的话语层次上明显具有 50-70 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遗风”，但是对身在单位的当事人而言，冲击的力度明显减弱，像白桦并没有因为《苦恋》事件而失去写作的权利。《苦恋》事件还直接推动了推动中国文艺的体制的改革，1982 年的时候便有作家提出作家体制改革的问题，集中讨论是在 1983 年，但是由于“现代派”引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气候骤冷，使当时中国作协的无暇顾及改革事宜。1984年是单位与作家之间关系调整的重要一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期刊政策调整，第四次作代会重申“双百方正”和创作自由，这些变动极大缓和了因为“清污”所造成的紧张氛围。1985 年的新潮小说、理论热、文化热之所以蔚为大观，都是因为 1984 年出现的契机。
1984 年以后，影响单位与作家关系的经济层面因素得到凸显，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消费浪潮，也直接影响到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作家。原有的文艺体制再难以发挥强大的效力，作家的姿态、创作倾向都开始出现变化，有的开始偏向世俗化。除开王朔，80 年代末，已经开始出现少量的自由撰稿人，1992 年市场经济的铺开，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撰稿人，《山花》杂志主编何锐曾就这一突出的人文景观于 1999 年开办过专栏。不同作家代际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比如“晚生代”作家群大部分都选择做自由撰稿人，以实现自己自由写作的理想。尤为显著的是 1998 年韩东等人发起的《断裂：一份问卷》试图以一种激烈方式割裂自己与主流文学秩序的历史联系。概而言之，从文革结束，文学秩序的重建始，单位与作家的关系虽然在很大程度回到了十七年时期，大部分作家又归属各级作协、文联，但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发正的过程中，也还是出现了可喜的变化，除了外部的刺激之外，内部的话语冲突也是促使单位与作家关系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