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制造”的诗歌现象
新的诗歌流派和团体在进入 21 世纪后不断涌现，追溯“打工诗歌”的命名过程与现象的生成，不难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同样有着多重因素的交融混杂，而正是这种混杂促成了这一诗歌事件的生长。
首先“打工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离不开诸多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积极扶持。在这其中，《诗刊》、《星星》等诗歌杂志对这些诗人的发现与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柳冬妩、张绍民、谢湘南、郑小琼……这些影响力较大的打工诗人都受到过《诗刊》的培养和扶植。1995 年第 5 期的《诗刊》登发了柳冬妩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随后又多次发表其关于打工题材的诗歌作品；谢湘南、张绍民在 1997年参加了有着“诗歌界黄埔军校”之称的“青春诗会”，1998 年《诗刊》于第一期大篇幅刊发了他们关于打工题材的诗歌，柳冬妩认为“这是《诗刊》对‘打工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一次推动”①；郑小琼、程鹏、许强分别于 2005 年、2008 年、2010 年参加了《诗刊》主办的“青春诗会”；2006 年《诗刊》以《打工诗选》作品选辑的形式持续对其进行关注。《星星》诗刊在 2008 年举办了首届农民工诗歌大赛，2010 年《星星》与《诗刊》联合评出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其中大多数的获奖者都是“打工诗人”。
除了诗歌杂志的推动之外，学者、高校、评论家们对“打工诗歌”而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正是他们的参与运作促使了这一诗歌事件引发关注并不断走向完善。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是由当时在深圳文化局工作的评论者杨宏海所提出，但在专业领域对“打工诗歌”进行的文学发现和文学批评却是“打工诗人”出身的柳冬妩率先开始的。2002 年 10 月，《粤海风》上发表了柳冬妩关于“打工诗歌”的评论文章《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读书》杂志于 2004 年，2005 年持续刊发了柳冬妩《在城市里跳跃》、《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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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打工诗歌”现象的退潮和出路
第一节 难以回避的艺术缺失
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话语体现，这一文学形式对语词组合的洗练和通达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打工诗人”因为受文学水平、创作环境的多重影响，他们的作品大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艺术缺失，也让“打工诗歌”整体水平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样态。
一、主题相对狭窄单一
“打工诗歌”最初创作的目的就是为表达打工者的心声情感，而纵观“打工诗人”数十年的创作，不难发现他们的诗歌书写主题大都集中于倾诉个人打工生活的艰难，人在异乡漂泊的孤独和无根感。2008——2014 年，由许强、陈忠村主编的五本“打工诗歌”年度选本中，“疼痛”、“苦闷”、“怯懦”、“怕”等一系列消极意义的词汇贯穿始终，也成为“打工诗歌”的高频主题词。
从故乡到异乡，地理和环境的巨大差异使打工者旧有的一切亲密关系被无情斩断，失去了和亲人朋友之间的日常交流，他们感知自身处境和外界的磨损也就更为敏锐。日常工作的枯燥，疲倦加班的辛劳，无望生活的苦闷，这些无处诉说的情感会在相对封闭和狭小的环境中被无限放大和发酵。这些打工者多是家庭并不富裕，“贫困像一条狗，恶狠狠地咬住人腿，接着是/撕心裂肺的惨叫，然后用细土/随便止住血，就撕下影子瘸柺着跑掉”①他们选择奔赴千里之外，背井离乡去讨生活，大多不是为了实现改变人生的崇高梦想，而是生活和现实的无情逼迫。或是为了卧病在床的父母，或是为了正在成长的孩子，他们只能用体力劳动换取微薄的薪水来支撑家庭生活，摆脱贫穷成了他们远走他乡的初衷。站在脚手架上的打工者如同一颗颗“钉子”，“我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我看到了故乡和远方的妈妈/我的城市在长高/但我的身体却一天天矮下去/让我看到低处风景和祖国的疼痛/每天我都看天气预报/关心北京和我所在的城市/关心故乡的农田和母亲的关节痛”②他们被钉在时代的巨大机器上，保证其飞速运转，但同时，他们被时代繁荣背后的巨大阴影所笼罩——欠薪、工伤、暂住证……打工者是弱小的，卑微的，他们无力与不公对抗，只能将这些遭遇写下，化成血与泪交织的文字。这些文字毫无疑问是饱含着深情的真诚写作，但深度分析这些作品，却不难发现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诗人仅仅是“为了呼喊而呼喊”。虽然情感是激发诗人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更没有诗歌，但诗歌写作之中更应注重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调和均衡，否则就会造成情感宣泄不加节制的泛滥与诗歌主题的同质化，使诗歌的美学价值大大减损。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