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 ，笔者认为李洱一直坚持知识分子写作，在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创作过程中也一直追求着改变。在书写内容上，李洱一直将自己放入创作中，以自省的态度书写知识分子，由于他本人的学院知识分子身份，他对这个群体更为了解，他熟悉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心理蜕变，将其放入纷繁庸常的日常生活加以表现，展露出当代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面貌，冷静地审视其中卑劣和迷失的一面并不遗余力地揭露，但也对其给予了理解和反思。
一 绪论
（一） 李洱及其小说研究概述
李洱，原名李荣飞，1966 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 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李洱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作品质量都很高，从 1987 年 12 月在《关东文学》上发表《福音》处女作起，至今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发表中短篇四十多篇和三部长篇。1993 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导师死了》，李洱开始受到文坛关注，2001 年出版的《花腔》引起的极大关注与反响，使李洱得到了应有的文坛地位。此后，李洱十年磨一剑，用近二十年的时间沉淀出新作《应物兄》，2019 年《应物兄》获得茅盾文学奖可以说实至名归。除了知识分子题材，李洱也有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以及关注底层人民的作品。
于 1995 年评论家田中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莴笋搭成的白塔》对李洱作品作专门论述伊始，随着李洱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作品数量与质量的提高，李洱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批评家如王鸿生、葛红兵、吴义勤、陈晓明、洪治纲、汪政、南帆、格非、王宏图、敬文东、张学昕、施占军等对其作品的知识分子写作、日常生活写作、叙事技巧等方面及单篇作品做了细致的研究。纵观对李洱的研究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关于李洱文学创作追求的研究
关于李洱的作家论研究很多，最早关于李洱的作家论是吴义勤的《诗性的悬疑——李洱论》，吴义勤在文中探讨了李洱写作的个人性和作家创作的现代性问题，他认为李洱作品创作了知识分子谱系且重在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同时有日常化写作特点。他还详细分析了李洱小说的开放性结构特点、语言的杂糅性和细节的描写方面。敬文东的《记忆与虚构——李洱论》从记忆与虚构的角度分析了李洱的作品，他认为李洱在小说中用回忆寻找真实的记忆并用虚构赋予其意义，叙述上尽力从阐释转变为描述，并尽力实现语言从虚构落实到现实生活。李丹梦在《反抒情的自我抒写》中认为李洱借由一种松散的表达达到一种反抒情的方式效果，并在这种方式中实现对自我的言说。魏天真的《李洱小说的“复杂性”及其意义》中认为李洱的小说中体现出人物形象和人与现实的关系的复杂性、在叙述方式和表达方式用反讽和对话体现出复杂性，且有着培育读者的复杂价值取向。张立群的《“午后”的写作及其辩证综合——李洱小说论》从回到日常的写作立场、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反讽的叙事手法以及综合的写作特点四个方面分析李洱小说，并分析其小说的诗性特点，写出李洱小说的几大独特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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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意义与价值
知识分子是在某一领域掌握了专业技能的人，同时还需具有人文关怀，维护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具有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有一种知识分子精神。殷海光说“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知识分子应看到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并敢于为了社会正义，不畏强权给予批判。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发生不断地变化，知识分子传统从承载着“文以载道”精神的“士”到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再到文革后的社会精英，一直占据着较高的地位，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地位滑落，失去了神圣光环，知识分子精神也随之失落，在中国也曾掀起过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该承担何种角色，知识分子精神何去何从，作为知识分子该如何表现这一群体成为一个需要被言说的话题。知识分子也常常被写进文学作品中，钱钟书的《围城》，阎真的《沧浪之水》等对知识分子做了不同的描绘，在新生代作家作品中，知识分子也是重要部分，但新生代作家更加注重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的个人化表达，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小说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同时也是文学史无法回避的重要题材，有思想艺术和审美上的独特价值。考察小说的知识分子书写主要从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立场以及创作客体即知识分子创作对象两者出发，李洱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一直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也一直坚持细致地描绘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刻画了众多知识分子形象，并深刻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具有现实性意义，他在小说形式上也不断地探索，独特而具有先锋性的叙事方式使作品内蕴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探索李洱知识分子小说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整理和阐释，特别是 2019 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应物兄》，发掘其知识分子书写的独特性、异质性，发现其对知识分子叙事的传承和发展，以及对当代知识分子提出的批判反思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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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洱小说知识分子书写的叙述艺术
（一） 不确定的叙事者
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是叙事文中的“陈述行为主体”，或称“声音或讲话者”，它与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李洱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多个叙述者或多个叙述视角，不同的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之间的转换，构成了李洱独特的知识分子写作质地。
在短篇《黝亮》中，一开始的叙事中叙事者做为费边的朋友叙述，但他了解费边的一切的心理活动，又是一个隐蔽的叙述者，对费边是一种全知视角，他一直作为旁观者叙述，使读者以为叙事者处在故事之外，故事中的林德腿部萎缩，妻子和朋友费边背叛了他，而林德似乎也在和费边的妻子交往，直到文章结尾才揭示出叙事者就是故事中的林德，叙事者林德变成了知情人，他不仅是背叛的人，他还是了解自己被背叛同时背叛自己妻子的人，从异叙述者到同叙述者的转变，使整个故事情节发生了改变，在异叙述者的叙述中林德似乎是个受害者，然而当叙述者身份发生转变，林德变成了这个故事中最不值得同情的人，这样的叙事手法造成了反转效果。同样的手法出现在《寻物启事》中，启示的叙述者一直以异叙述者的身份叙述，好似叙述者与故事无关，直到故事结尾，揭示了“寻物”的对象就是“我”，寻物启事的意义在于叙述者在寻找自己，从他者到自我的视角转换，使整个故事显示出反讽效果。《暗哑的声音》中在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时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一人称，使读者对主人公的心理更有共鸣，“她把脸埋到双膝之间，小声的哭起来，那声音跟她平时说话的声音一样暗哑。他想象着能用什么办法来安慰她。他对她说，他是真的爱她，但这似乎不顶用。是的，如果她现在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她也深爱着我，那又顶什么用呢？如果现在是我哭了起来，她又会怎样安慰我呢？于是，他又想象着自己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好在天黑以前，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他想象，所以他并没有感到事情过于棘手。”12第一人称的运用使读者更加理解主人公无力的心理状态。
在作品《花腔》中，有四个叙事者，分别讲述葛任之死这一历史事件。第一部分的叙述者是由白圣韬，他是苏区的医生，也是一名忠实的革命者。他的叙述是在葛任死后，在从白陂到香港的路上对范继怀说的。田汗来找他，告诉他葛任没死，要让他把葛任接回来，他从此开始讲起，讲了自己完成任务的经过，如何和老乡去找都窦思忠，如何和小红同路，如何遭遇土匪等等，还讲了自己如何被打成托派等苏区发生的事，以及葛任的出身等关于葛任生平的事。白圣韬的讲述十分口语化，总是带着“有甚说甚”的口头语，这是在被审问的情况下，带着保命的目的，有意识的表示自己和盘托出但实际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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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辞手法的多样性
修辞是加强语言和言语效果的艺术手法，有很多种修辞手法，如象征、比喻、反讽、隐喻、对话等等，李洱作品中最常用也最具李洱风格特色的就是隐喻、反讽和互文。
1. 隐喻
隐喻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格，它的构成是将原义指称甲事物或甲行动的语词或表达方式，直接用于截然不同的乙事物或乙行动，而又不特别指明两者所用以进行的对比。14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时提出，隐喻产生意义的机制在于比喻对象和被比对象之间的含蓄的对比或相似。理查兹认为，隐喻意义的获得是喻体和喻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麦克斯·布莱克指出，隐喻不仅涉及到语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也涉及到联想的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维姆萨特认为读者在理解隐喻时，不仅试图昭示喻体怎样说明喻本，更重要的是考虑将两者放在一起相互对照时所可能产生的意义。约翰·西尔勒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出发指出，要解释隐喻就必须区分“语词或语句意义”，即口头或书面表达方式的本原意义和“言说意义”，即说话者或写作者利用原义语词或语句所表达的隐喻意义。他并且列举了说话者和释义者共同遵守的一系列原则，说明何以能够创造和理解隐喻言说，以及如何区分语句和本原意义和言说的隐喻意义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关系。“新批评”派诗学在诗歌语言技巧方面特别重视隐喻的运用，认为现代诗歌的技巧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重新发现隐喻并充分运用隐喻”。而李洱作品独特的诗情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隐喻。
李洱作品对隐喻的修辞手法情有独钟，特别是作品的命名。“花腔”本是指一种声乐风格，这种声乐带有精心创作的装饰性华彩段，歌唱者将腔调变得复杂又曲折，声音富于高下变化、重叠转折，花腔女高音就是一种与这类音乐相应的女高音，其音拖腔长，婉转优美，极显女性声音的纤巧灵活。在《花腔》中，作者没有用同一个叙述者直接叙述的方式，而是用了三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叙述中穿插着一个外叙述人的资料引证的方式形成叙事文本，@和&两部分相互补充，这种“花腔”般的叙述方式与题目构成隐喻。同时, 花腔还指表面动听而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