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思想性和艺术性是评价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出发点，是文学批评标准的核心要素，思想性强调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与对人的启发意义，艺术性使作品的文学性更加突出，“骏马奖”评奖标准中指出获奖作品要“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结合的原则”，纵观历届“骏马奖”的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无论是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获得“骏马奖”的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表现了民族特色，彰显了民族文化，又与时代紧密结合，有温度且有艺术追求，充分发扬了藏族文学的独特魅力，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当代藏族文学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获奖作品展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美好前景，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断繁荣与发展。
第一章 “骏马奖”与当代藏族文学
第一节“骏马奖”的设立与发展
“骏马奖”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有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又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骏马奖”应运而生。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导下，“骏马奖”不断发展，评奖机构、评奖标准等都逐渐成熟，但同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一、“骏马奖”的产生与设立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少数民族作家不断努力与积累，创作出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骏马奖”的产生与设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
（一）产生因素
政治文化，“是由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① 任何奖项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做了发言，对革命文艺历来所关注并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进行了论述。座谈会上的发言后被整理成文，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 1943 年 10 月 19 日正式在《解放日报》发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两个核心命题，这两个命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文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对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制约与规范，它会影响人的政治心态和价值取向。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宣传功能的文化现象，受政治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在所难免，因此文学艺术自然而然地会被纳入到这种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并且成了当然的‘排头兵’。”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文学状况，作家们总会依照毛泽东指出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进行文学创作。
.......................
第二节 藏族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概述
吴重阳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就是少数民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学。划分少数民族文学归属的主要标志，是看作者的民族出身。”① 这是他对于民族文学划分标准的论述，对于藏族作家的界定亦是如此。藏族作家，顾名思义，即民族身份为藏族的作家。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有的民族历史上有过文字，但现在不通用了，如满族、纳西族等；有的民族没有民族语言，如回族；一部分少数民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政府帮助创制和改进的，如苗族、壮族、哈尼族、佤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相应地对其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上形成了一部分作家使用民族文字创作、一部分作家使用汉语创作、还有一部分作家使用双语创作的差异，尤其是在小说创作领域。
藏族是少数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民族，有着鲜明的民族性，藏族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分为藏语创作、汉语创作和藏汉双语创作，共同构成当代藏族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然环境影响着各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人们的文化精神与思维习惯。藏族人民自古以来大多都居住在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便，藏族作家只用藏语进行写作，从而形成了藏族文学只能用藏语创作的固定思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政策提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等不断发展，藏族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由于历史、社会、传媒、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当代藏族文学呈现出了与传统的藏族文学不同的面貌。除了创作的题材、表现的主题不同，最突出的是作家队伍的结构和作家创作运用创作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运用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字共同进行创作的两支队伍，改变了藏族历史上只用母语创作，以及僧俗上层学者独占文坛的局面，这是有着悠久的书面文学创作传统的藏族文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藏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跨族别写作’构成了当代藏族文学创作的另一道亮丽的风景。”① 藏汉文化交融发展，以藏族生活内容为体裁的汉语小说陆续出现，为世界进一步了解藏族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窗口。
.........................
第二章 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的思想性
第一节 革命历史叙写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概念出现。1960 年，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在 50 至 70 年代，“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① 80 年代以后，黄子平在使用“革命历史小说”时指出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历史”具有“既定”的性质，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范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已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② 在历届“骏马奖”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前几届的获奖作品，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且受当时所处的文学环境的影响，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占据了很大比例。这一时期的小说大多是控诉旧社会，歌颂共产党和新中国，反映民族团结、热爱祖国的宏大主题，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集中体现在降边嘉措、益希单增的小说创作中。
环境会对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藏族作家生活经历的相似性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说的书写。降边嘉措、益希单增等作家大多出身于社会底层，他们都经历过历史上的革命斗争，平时的生活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创作的小说也大多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降边嘉措的家乡在康巴藏区，他曾说：“我的家庭是个苦难的结合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民族特征和地区特点。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西藏盐井芒康县的藏族，因祖籍西藏芒康县常常发生部落间的‘冤家争战’，母亲背井离乡，扶携着哥哥姐姐们落难到川西金沙江边的巴塘县。母亲共生了 12个孩子，但从我记事起，家里是兄妹 7 人，还有个双目失明的舅舅，一家十口，生活极其艰难。”③ 如此贫穷的家庭环境让降边嘉措连温饱都不敢保证，更不敢奢望去上学，但当时巴塘特殊的环境使得降边嘉措因祸得福，六岁时当了“学差”，开始念书识字，12 岁跟随解放军学习，1952 年被送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学习，1954年又被报送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在这些革命锻炼与学习的过程中，他目睹了西藏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深刻了解到了人民解放军为西藏人民所做的贡献，这些经历为他创作《格桑梅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益希单增同降边嘉措相似，出生于四川省甘孜乡城县一个贫苦的藏族牧民家庭，1951 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957 年在中央民族学院读预科班，1963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大学毕业后回到西藏，积极参与新西藏的建设，为他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降边嘉措与益希单增都出生于贫苦家庭，由于政治与历史的原因，接受了新时代的教育，他们曾经历过一场又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斗争，他们的小说创作上也似乎不自觉地就选择了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革命历史题材，在思想上都表现出了那个时代革命历史小说所要遵循的走向。
............................
第二节 时代镜像展现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脱离不了时代，它的发生与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记录时代变化的形式，经过岁月沉淀下来的文学作品能够使人了解时代的特征，引人深思。获得“骏马奖”的藏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中，作家能够把握住时代特征，细腻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表现时代变迁，彰显时代力量。
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江那边》以一对青年男女的感情为线，反映了贫富差距对人的影响，展现了时代的变迁。小说一开头就表明了江这边的境况：“江这边，一个贫瘠的村庄，七八十户人家。用石头垒成的房子凌乱地坐落在山坡上，墙壁贴着牛粪饼，几只鸡在房顶上啼鸣，从雪山上流下的一股小溪穿过庄子。村口，一棵古老高大的菩提树，大约是几百年第一个来这里定居的流浪人种下的。每过一些日子，人们就从江那面的供销社买回一些极需要极简的月用品：糖、茶叶、白布、针线。”② 这一段细致的书写从人口、房屋、生活等方面将江这边村庄的贫困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江这边的村民交通与生活不便，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要隔一段时间才能去江那边买到，人们迫切地渴望走出村庄，去江那边看看。卓玛与单增从小情投意合，但当她可以嫁到江那边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喜悦，江那边是她心中的圣地，可以过去看看甚至去生活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除了卓玛，小说中还提到了一年中已经有好几个姑娘嫁到了江那边，足见富裕对人的吸引力。过了两年，江这边的村庄依靠手工业等副业慢慢发展起来，改变了原来贫困的状态，江那边的卓玛学会了驾驶拖拉机，并当上了三八红旗手，卓玛与单增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小说虽然是短篇，却通过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