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通过对赴台女作家“回忆性书写”的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女性知识分子善于书写回忆,她们的回忆性书写对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回忆作为女性创作的重要素材,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2.女性天性敏感细腻,在文学创作上别具天赋。在书写平凡人的生存处境时,女性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赴台女作家以“母性”和“神性”的意识,关怀人类命运,表达悲悯之情。随着中国近现代民主和教育的发展,女性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可以通过文字表达自己对时政的看法。在近距离体察了政治角斗的残酷后,她们选择回归纯文学,抵御意识形态对精神的侵蚀。
第一章“回忆性书写”文本分析
1.1体裁的多样化
1.1.1童年与小说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创作于1950年代,是该时期台湾怀旧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它由《惠安馆传奇》《兰姨娘》《我们看海去》《驴打滚》《爸爸的花儿落了》五个短篇小说组成,具有浓厚的北平味道。
《城南旧事》写的是林海音的童年回忆,距离现实已十分久远。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模糊,新添上了许多作者的后期想象。小说的体裁让作者在以童年回忆为蓝本进行创作时,能最大程度地提升自主性;发挥的空间变得广阔,便于作者强调特定的人物事件,顺畅地表达内心的诉求。所以小说是使童年故事丰富起来的理想创作体裁。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帮助作者更好地完成对内心童真世界的复原。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回忆是对个体自我过往经历的重现;以久远的记忆作为写作的来源,就不仅是对回忆的简单重现和拼凑,而需要作者对回忆进行整合、筛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审美加工,使回忆清晰完整、富有美感。童年距离作者的写作时间比较遥远,作者在书写童年时笔调散发出浓浓的诗意。作者在调动记忆作为写作的主体材料时,还引发了一种心理活动——“想象”。对童年回忆的书写在本质上是心灵对归属的诉求,对童年回忆的重现是作者情感和理性的共同产物。作者在回忆童年、书写童年的过程中完成了回忆片段的拼接,想象正是回忆拼接的黏合剂。“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在时间上有点连贯性,读者们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是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骏而神圣吗?”林海音在与大陆母体分离之后,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出自己在北平的年少时期。这种书写中所表现出的美好,恰好是来自作者对大陆母亲的思念和依恋。这种怀恋的情感已经过滤了回忆中的杂质,保留了令人无限向往的纯真部分。以虚构为基础对回忆进行加工和整合,能使作品在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上达到最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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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回忆性书写”的叙事策略
1.2.1“想象”叙事
“想象叙事”是“回忆性书写”中不可缺少的叙事策略。当记忆进入文学创作的场域,已然是经过作者再创造的产物。“回忆性书写”并不是一种历史书写。当我们看到文本时,我们会思考,作者所描写的那些回忆中的人物是否真实存在过?她们的言行举止与作者所写的一模一样吗?由于“回忆性书写”的主要内容就是作家自身的回忆,作家自然是力求保持客观的全知型叙事方式;但事实是,作者所呈现的结果,是包含了她个人主观态度、社会文化以及真实事实的杂糅体。这种追求客观写实写作的成果,仍旧处于独立的文学作品的范畴。这个成果的诞生,离不开作者的合理想象。在还原回忆的书写过程中,必然有作者的二度创造。“想象”,这一源自心理学的概念,在进入文学、社会学的视野中后,很快成为解释认知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从而进一步成为构筑“现实的力量”。普通心理学中,“想象”是指人在头脑里对己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王德威认为,文学作品可以看作是认识或再现历史的文本,文学承载了书写历史的主体——人一一的思想,且通过这样的途径再反映到社会历史。这些凝聚了作家部分想象的文本,既体现了一定历史文化的风貌,又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包含了普通民众的共同意象。所以“想象”叙事中“再现”的意义要比“虚构”重要得多。
在长久的回忆中,事物和人物都容易丢失细节,变得标签化、片面化,合理的想象是丰满人物和事件的必要手段。林海音用“讲回忆里的故事”的方式创作了《城南旧事》,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塑造了英子这一形象,以英子的视角描绘了北平胡同里的人和事。通过回忆和合理想象,她把记忆中儿时的北平生活写得生动、传神。林海音着重于对故乡旧地风土人情以及生活细节的平面描写。她对封建礼教的抨击不是猛烈、一针见血的,而是通过书写人性、渲染情感和气氛来表现。林海音在远距离的追忆中,凭借作家高超的艺术修养指导想象,把浓浓的思念之情铺展在整部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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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女性与“回忆性书写”
2.1“天生”女作家
女性天生情感细腻,善于用文字表达个体经验。“女人的处境使她倾向于在文学和艺术中寻求解救,为了不使一种无意义的内在生活身陷虚无之中,为了表示反对在心中反抗却又必须忍受的女性特质,为了在其无法达到的世界之外而另外创造一个世界——女性因需要表达而成为作家。”台湾文化中的漂泊心态与孤儿意识恰恰与女性的文化处境相似。这种相关性的呈现,使得赴台女作家的思想经历得到大振幅的共鸣。“回忆性书写”取材于回忆,记录真实事件和情感,是一种私人化的书写。这种特定的写作方式与女性天然特质的结合,在台湾文学的场域中有着独特的意义。
女性善于书写回忆。记忆是作家创作的重要素材。文学的创造则是以情感记忆和形象记忆为基础。女性作者在体验生活时绝对感受性较高,对感知过的事物形象较为敏锐、清晰、准确,因此,她们的形象记忆和情感记忆尤为突出和强烈。由于女性记忆的特殊,那些常常被男性作者所忽略或者遗忘的生活细节常成为女作家创造的素材。敏感而持久的记忆特征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她们的写作中,为女性作家描写、叙述的细腻、准确奠基。对于女性而言,独特的人生体验往往是最珍贵的写作资源。沉浸于往日的人情冷暖,并用情感的温度去呵护保养,是女作家创作时一贯的倾向。如林海音在回忆《城南旧事》写作过程的散文中,直言她喜欢写女人和孩子,喜欢写婚姻的冲突以及新旧时代的恋爱,并且认为这是女人写作的天赋:“我是女人嘛,当然喜欢写这些,也有能力写这些。”在回忆中怀人记事,从过去的经历中寻找久违的感觉、组合素材,是女作家所擅长的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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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母性与神性
处在传统文化藩篱中的女性一直处于卑微的位置,在现实生活的末端与男权社会做斗争,却无法撼动男权坚实的根基。中国传统女性因封建文化而伤痕累累,也在困境中绽放雌性生命的韧性。在山河破碎的大流散背景下,男女众生同处于水深火热的泥淖中。与男性的沮丧和愤怒不同,赴台女性以独有的隐忍和坚强扛起生活。她们同情女性处境,悲悯弱小,以诗意的眼光发现人性的美好。在赴台女作家的书写中,我们能看到回忆中的女人们,总是绽放出母性和神性的光辉。她们从苦难中升华,以慈母般的视角抚慰大地。母性和神性,是女性写作文本体现的另一大特征。
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本源,是女性自身的独特气质和能力。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历史巨变时思考的倾向不同。对赴台这一历史事件,男性多从现实的角度考察政治事件的意义;女性则善于书写期间女性处境的艰难、人们对人性的忽视以及背井离乡对人造成的潜在伤痕,表现出“神性”的特点。女人的母性和神性与生俱来,贯穿其一生,并通过写作得到表达。
在自传中,苏雪林通过对童年时期的祖孙三代人的描写,表达了对旧时代女性的同情,展现出母性和神性的特点。苏雪林笔下的祖母思想封建,对儿媳妇苛待:“我祖母生了九胎,三胎皆殇,只有六胎成立,胎胎都是男孩,遂自负为善于生育的女人。我母亲育有五胎,三男两女,遂瞧她不起。”而苏雪林的母亲则“身体强健,吃苦耐劳,秉性又温良实诚,好听忠孝节义的故事”,竭力做一个“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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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回忆性书写”的三个面向.................22
3.1离开:家国分离,发生认同危机.................22
3.2回归:原乡想象,描绘故土乌托邦.................22
第四章动力和作用:寻求文化身份归属...............31
4.1解构:祛魅政治,坚定“一个中国”..............31
4.2建构:留守台湾,建设新家园..............31
第四章动力和作用:寻求文化身份归属
4.1解构:祛魅政治,坚定“一个中国”
《辞海》对“怯魅”—词的注解为:“源自马克斯.韦伯,表示宗教权威的解体。”这里引申为对政治行为的高尚性、神圣性的消解。政治本身的崇高毋庸置疑,中国知识分子有无法放弃的社会责任感、忧国忧民的传统,与政治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异常的政治高压侵略着人的精神。赴台人随着国民党败退迁往台湾,携带着特殊的政治身份。随着时代的变化,面对巨大的压力,赴台人不断寻求政治身份的解构。赴台女作家的“回忆性书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赴台人解构政治身份的心路历程。
台湾文学是中华文化母体和文学传统在台湾地区延续传播的区域形态,是一种亚文化形态,有着中国文学的地方性特征。在中国现当代,政治与文学关系密切;相较于政治,文学是一种更为深入社会和民心的普遍而稳定的文化因素。文学既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又触及生活的边边角角,记录文化的演变。1949年的大迁徙,数以百万的民众渡海去台,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现实处境,使得他们共享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记忆,在政治上逐渐趋于集中的立场。赴台人选择逃离大陆母体,流亡于南海一隅小岛时,对政治的厌倦和怀疑,已经在心里深种。国民党在迁台初期检讨了大陆失权的教训后,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