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林语堂相关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以及对其人生轨迹和文学活动的梳理，把握“半半”人生观的来源和内涵特质。从林语堂的生存环境、成长经历、文化教育等方面入手，剖析其“半半”人生观的形成以及对文学创作活动、婚姻家庭、交友处世等方面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同时代文人、学者对林语堂的评价，探究林语堂“半半”人生观的时代意义和局限性。
第一章 林语堂“半半”人生观形成的依据
第一节 林语堂“半半”人生观形成的东方文化来源
林语堂出生于闽南，故乡给予他最初的文化熏陶，也对其人生观产生最重要影响。闽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闽南文化既有区域性文化特征，也继承中原文化的精神本质。在闽南文化的人文品格陶冶下，林语堂形成了开放、自由、包容、拼搏、乐观的性格。这使其能从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中探求人生哲学，并与古代先哲对话，领悟他们的文学、思想和人生智慧。
一、闽南文化的品格特征
闽南位于福建南部，依山临海，闽南文化的形成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具有远儒性与崇儒性、冒险性与保守性、封闭性与开放性、包容性与开拓性等特征。从地理区位上看，在古代福建被称为蛮荒之地，被开化较晚，且闽南地区又迟于闽北，这使得闽南远离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远离了中原的儒家教化。闽南文化的远儒性，使其较少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制约和规范，从而表现出开放、叛逆和自由的性格特征，也更易于接受外来的异质文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福建由“远儒”的蛮荒之地变成“崇儒”之乡。“崇儒”就是认同和推崇儒家思想，将封建社会的政治、教育、家族等制度进行推广，引导社会朝着既定方向发展。因此，闽南文化兼具“远儒性”和“崇儒性”特征，“远儒”的反制约与“崇儒”的制约使闽南文化与儒家文化互相涵化和对立，激发闽南文化的活力。
闽南文化不仅传承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也具有海洋文化特色。闽南文化注重发扬海洋人文精神，使其形成了冒险性与保守性并具、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包容性与开拓性并重的文化特征。闽南濒海的地理优势与内陆贫瘠的山地丘陵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促使闽南人甘于冒险，在向海洋追求财富时把生死置之度外。但居住在内陆山区的闽南人却不敢轻易离开土地，他们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仍以农耕为主，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民风淳朴。因而闽南人既有冒险进取的拼搏精神，也有淳朴保守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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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林语堂“半半”人生观形成的西方哲学来源
林语堂不仅从东方文化中汲取精髓，也在西方文化中自在遨游。林语堂出生成长于基督教家庭，在摇篮里就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种与基督教的特殊渊源对其人生、文学活动、生活方式都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原素和价值理念成为其“半半”人生观形成的根基。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伦理学说对人的自然本性、欲望、生命的探究，也使林语堂重视现世人生，以人文主义者的视角追求合理近情的快乐人生。
一、在基督教的濡染中成长
在中国，基督教的传播历经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传教史上……基督教曾先后四次入华”。第四次入华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之便，“在中国办报、办学、出版译著、办医院、建育婴堂”，扩大了基督教在华的影响力。“1842年根据《南京条约》正式开放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和厦门作为通商口岸与外国人住在地，使该省成为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时间最早、传播范围最广的地域之一。”闽南地理环境优越，政治文化环境宽松，且具有远儒、开放、包容的性格特征，这有利于基督教在闽南的传播，为林语堂接触和学习基督教文化提供了可能。
林语堂从小就沉浸在基督教的浓厚氛围中。他自称为第三代基督教徒，在“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祖母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父亲林至诚二十四岁入教会学习，成为教会牧师。据林语堂的回忆，他们全家每天晚上上床前都要做家庭祷告，每人轮流读《圣经》。家中充满纯朴的基督教精神，大家和谐相处，相亲相爱。除了家人，林语堂还从西方传教士那里获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有一对西方传教士曾住在他家，他们走后留下的一个沙丁鱼罐、一粒纽扣、一本英文杂志，使林语堂对西方文化有了最直接的接触。华西斯是林父的朋友，他介绍基督教周报，寄各种小册子及书籍给林父。林父在范礼文牧师的影响下热心追求新知识，范礼文牧师将其所能得到的有关“新学”书籍都介绍给他。对林语堂影响最大的应是林乐知教士（Young J.Allen），他主编的基督教周刊——《通问报》直接影响林父的思想以及对林语堂的教育。这些传教士留给林语堂深刻的印象，对他接受基督教思想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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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林语堂“半半”人生观的人生实践
第一节 物质与精神
林语堂一生著述颇丰，秉持“尽力工作，尽情作乐”的原则，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忘纵情山水。他喜爱游览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国内外；兴趣爱好甚广，喜爱美食、美酒、清茶；对书法、绘画、诗歌、戏剧、电影亦颇有研究。在衣、食、住、行上，林语堂亦中亦西。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享乐主义。其实，林语堂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并不奢华，精神的富足和内在的和谐才是其“半半”人生观的核心。
一、忙碌与悠闲
在林太乙所著的《林语堂传》中，她详细列出了林语堂的中英文著作及翻译作品。其中中文著作 11 部，英文著作 40 部，英译中的译著 6 部，中译英的译著 3 部。除此之外，林语堂还有数百篇的中英文文章。由此观之，林语堂的创造力是相当惊人的，几乎每年有一部著作问世。除了写作，他还创办期刊、发明中文打字机和编辑辞典，这些都使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纵观林语堂一生，忙碌应该是其生命的主旋律，但他“能闲世人之所忙，然后能忙世人之所闲”。
从林语堂的写作生涯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上海、在美国和在台湾。在上海时期，林语堂身兼数职，被蔡元培聘为中央研究院英文秘书，又受聘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任英文教授。他一边教学，一边写作，还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期刊。期刊大受读者喜欢，销量可观，也意味其编辑工作异常繁重。尽管如此，他还集结出版了三部文集：《语言学论丛》《我的话》《大荒集》，编写了《开明英文读本》《英文文学读本》《开明英文文法》教科书。林语堂旅居美国三十多年，这是他写作的第二阶段，也是其“丰收的年代”。他用英文创作了 8 部小说、两部传记，还有小品文、论著、中国名著英译等。其中，最畅销要属《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历时 3 个月将此书完成，自喻为“如文王囚困在羑里一般”。除了写作，林语堂全身心地投入研发中文打字机，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和心血。1966 年，林语堂回台湾定居，开启了写作生涯的第三个阶段。这时期，他以中文写作为主，出版了《平心论高鹗》《红楼梦人名索引》《无所不谈合集》等，并且潜心编撰《当代汉英词典》。此外，林语堂还担任中国台湾笔会会长，参加了第三十六届、三十七届国际笔会会议和负责召开了亚洲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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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婚姻与家庭
林语堂婚姻观、家庭观的形成深受儿时“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的影响，其父亲乐观、幽默、热心，母亲善良、勤劳、仁慈，他们的美满婚姻给予林语堂快乐、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不允许子女吵架，教育子女要友好和善。童年生活不仅留给林语堂美好的回忆，也使其形成温和、宽容、乐观的性格。林语堂善于学习与融合中西文化，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顺其自然”，基督教的“平等、博爱”使其以中庸、和谐的精神处理婚姻和家庭问题。
一、爱情与婚姻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文人改变了传统的婚姻观与爱情观，认为婚姻与爱情要有一致性。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幸福的。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婚姻爱情成为十分敏感而重要的话题，文人作家批判传统的婚姻和爱情，鼓励有识青年冲破封建家庭桎梏，勇敢追求自由的恋爱和婚姻。许多青年因此而自杀或发疯，走向人生的极端。然而，林语堂却在自由恋爱失败的现实中，仍旧选择了传统婚姻。他拥有“半半”人生观，不走极端人生，而以“中庸哲学”将现代与传统的爱情婚姻观融合，使理想与现实和谐统一。
林语堂初涉爱河是与同村少女赖柏英，他们自幼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经常在坂仔秀美的山林中追逐，在美丽的西溪旁戏水、捉鱼。赖柏英的单纯、可爱，脚上泥土的芬芳，萌生了林语堂的爱意。但林语堂立志要外出求学，而赖柏英却希望留在山中照顾失明的祖父，两人因生活观念和人生理想不同而分开。赖柏英不是一个爱情至上者，在爱情与现实中，她选择了现实，林语堂同样也不是一个爱情至上者，在爱情与理想中，他选择了理想。后来，赖柏英嫁给了一个商人，林语堂也开始新的恋情。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爱上了陈锦端，其父是厦门最著名的医师陈天恩。陈锦端美丽大方，擅长绘画，林语堂潇洒倜傥，才华横溢，他俩一见倾心，情投意合。自古才子配佳人总是被人羡慕、赞赏，但陈天恩却棒打鸳鸯，将廖家的二女儿廖翠凤介绍给林语堂。悲痛不已的林语堂选择接受现实，从此将陈锦端埋藏于无人能触及的心灵深处，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廖翠凤订婚。在现代爱情与传统婚姻之间，林语堂选择了后者，这令许多人颇为不解。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的林语堂，怎会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基于其“半半”人生观，他将儒家的“中庸”，道家的“顺其自然”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互相中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把旧式婚姻的传统性与新式婚姻的现代性和谐地融合为一体，形成亦中亦西，具有中庸精神的婚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