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以当下比较热门的话语理论为切入点，对内蒙古新时期蒙古族作家的长篇历史小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释，这样的研究首先突破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以新的理论视角来审视内蒙古新时期蒙古族长篇历史小说，以期达到多方位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目的。
一、内蒙古新时期蒙古族作家长篇历史小说的民族话语建构
（一）“十七年”革命话语的延续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刚刚结束战争岁月的人们积极踊跃地开始建设新生活，而文学界的作家和学者们也以一种新的姿态投入到创作和研究中，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进入到更为繁盛的时期，“十七年”的红色经典系列代表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巅峰。此时在内蒙古地区，以玛拉沁夫、扎拉嘎胡、朋斯克、乌兰巴干等为代表的蒙古族第一代小说家也紧随创作潮流，陆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们的小说如《茫茫的草原》（上）、《金色兴安岭》、《红路》等大多讲述蒙古族革命者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带动蒙古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扎拉嘎胡曾说：“是啊，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终于赢得了幸福，得到了自由，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为可贵的呢？作为蒙古族的成员和代言人，不向世人告知这些又去告知什么呢？”
“文革”后，一些作家重新开始创作，刚刚经历过苦难的作家们，还处于一种迷茫怅惘的状态，他们中的一部分继续写起了熟悉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斗争与生产建设为主要内容，依然延续着“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话语，也就是“以民族、国家、阶级、集体等词汇为主要所指特征，具有维护和强化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紧密趋于主流政治舆论导向的话语。”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下）、甫澜涛《风雪察哈尔》、敖德斯尔《骑兵之歌》、朋斯克《伊河塔拉之战》等等。在革命中穿插着两大主要话语，笔者认为一个是革命中的启蒙话语，另一个是革命中的民族关系言说。由中国共产党培育的蒙古族同志向更多的蒙古族同胞进行思想、行动上的启蒙，宣传革命理念，强化阶级意识，建立起蒙古族同胞对党，对八路军、解放军的信任基础；而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随着启蒙所带来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一些有着狭隘民族思想的蒙古族同胞，也从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有矛盾、摩擦到相互理解，日益融洽，携手为革命事业与生产建设奋斗，这也就是另一个话语：民族关系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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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寻根话语的民族书写与表达
20 世纪 80 年代，“寻根文学”的浪潮以其不可阻挡的奔涌之势将文学的根，文化的根推到我们面前，从文艺理论到文学实践，“寻根”成了共同的、不可或缺的文学话语。以民族历史记忆为题材的内蒙古历史长篇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对蒙古族族源的追寻，对创建辉煌伟业的描写以及对苦难历史的追忆，对蒙古族风情民俗的书写，对蒙古族品格形成的溯源，从而完成对本民族寻根话语的系统性建构。从扎拉嘎胡的《嘎达梅林传奇》、《黄金家族的毁灭》，巴根的《成吉思汗大传》、《忽必烈大汗》到郭雪波的《青旗 嘎达梅林》，再到成吉思汗第三十六代长孙女包丽英的蒙古帝国四部曲等等，无不真实而厚重地再现了蒙古族的辉煌历史与苦难过往。
1.对蒙古族历史记忆的书写
记忆是一个人通过经历、经验生发出的识记、保持到重现的个体官能。而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这个民族共同经历、感受到留存的集体心理活动。这种历史记忆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衍生出人们不同的理解与感触，因此被不断回忆、想象与重组，而这种变化恰恰曲折而隐晦地反映出人们对于现实的需求。阿丹姆森将历史记忆的形式分为三种：实录记忆、认识记忆与批评记忆。实录记忆认为，记忆者必须真实地挖掘过去确实存在过的社会文化现实，这是检测记忆是否真实有效的标准；而认识记忆则重视由记忆者自己去认识和发掘历史中的意义与价值；批评记忆是文化批评记忆的一部分，它更主张采用历史的记录与解读来完成现实状况的求变与批判，因此笔者认为小说中对蒙古族历史记忆的书写主要是以实录记忆与认识记忆组成，其中认识记忆是这些小说中比重最大且最能凸显作家创作意识与主体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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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新时期蒙古族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民族话语的嬗变
（一）民族话语主体的嬗变
所谓话语主体，是指“在特定语境下运用语言符号生成意义的具体的人或社会组织形式。”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其话语主体自然是说话的人，而文学作品的话语主体包括文本中的叙述者，也包括文本外的书写者，因为这两者之间的话语有时是不一致的，而有时会出现重合。我们所探讨的民族话语主体既包括创作者，也包括小说中塑造的群体，二者都是站在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抒发话语内容。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浪潮使文学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文学话语呈现出多样化态势，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使少数民族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思维习惯都受到猛烈冲击，话语主体也随之呈现出认同主流——走向民族自觉——身份认同危机这样一个历时的变化。
1.从认同民族国家话语到走向文化自觉
民族的概念灵活丰富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的外延也是宽泛的。在近现代，提及民族就会提到民族国家，因为“民族国家既是民族与国家的逻辑前提和理论预设，
又对民族和国家现象形成实际的规约。”因此本文所说的“民族国家话语”，指的是大的政治共同体的话语，也就是由我国政治经济、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权力话语。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国家话语的倾诉是如此地需要文学，因此个人话语的表达被暂时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出于本身就承担着对现实政治关怀的历史责任，自然地受到新的民族国家话语的引导和影响。“十七年”的民族国家话语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可谓达到了一个高峰期，而刚刚结束了苦难战争时期的作家们面对着要求文艺歌颂工农兵，歌唱新生活的民族国家话语，更多的是积极的响应和认同，因为革命话语范式下的歌颂正契合了作家们此时的心境，因此产生了《红日》、《红岩》、《红旗谱》等达到了相当高度的革命历史小说，无论从小说中江姐、朱老忠等话语主体的深入人心还是学术界的巨大反响，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掀起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浪潮，而此时内蒙古地区的创作处于稍稍滞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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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话语内容的嬗变
随着民族话语主体的变化，内蒙古新时期蒙古族作家长篇历史小说中的话语内容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时代主题的变迁，作家主体性的觉醒、张扬以及西方乃至世界文化浪潮的推进，民族话语的内涵在发展演变中更加充实、丰富。历史小说中民族话语的表述立足于当下的文化语境，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作家们在选择何种民族话语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其价值维度，如何在有效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出有价值的民族话语内涵也是需要经过一番斟酌的。因此，新时期蒙古族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时候，既要渲染历史氛围，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合情合理的想象，又要表达人文情怀，隐喻现实世界，这对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作家来说颇具有难度。在这样的种种因素下，历史小说中民族话语大致经历了以艺术虚构为重心到以历史真实为中心的偏移，作品中抛去了二元对立模式，真正写出人性的真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人自身的价值。而商品化的市场运行机制也使作品流露出商品化的倾向。
1.从重虚构到重写史
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以一定的历史现实为依据，加上作者主观的文学想象而构成的，两者的结合会使读者既能感受到历史真实的浓郁氛围，又能产生愉悦的审美体验。但如果一部历史小说过于注重“史实”的重现则会让人觉得刻板乏味，过于注重艺术虚构又会使作品脱离实际，带给读者不真实感。因此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如何有机地结合永远是历史小说创作需要深思的问题。
内蒙古新时期蒙古族作家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话语内容就经历了一个从重虚构到重写史的演变，这与文化语境和话语主体观念的变化都是息息相关的。随着“十七年”革命话语的消解，作家民族自觉意识的凸显，历史长篇小说的话语内容由书写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歌颂党领导下草原的新生活转变为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历史人物进行描摹和刻画。而这样的变化自然会导致话语内容中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两者侧重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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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新时期蒙古族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民族话语的嬗变................. 22
（一）民族话语主体的嬗变...................22
1.从认同民族国家话语到走向文化自觉....................22
2.民族身份认同危机的出现.............24
结语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