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胡风对黑格尔的接受与反抗也促进了他的理论建构，他所提出的几个主要理论，如“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受难”相应地与黑格尔的“主观精神”、“自我发展”、“主奴关系辩证法”和“情致”之间关系密切，从术语形式的借鉴到理论内涵的汲取，无不展现出胡风对黑格尔的接受与反抗。
第一章 黑格尔的“突进”与胡风的“接受”
一 黑格尔在近代日本的“突进”与胡风的“接受”
日本学者山口诚一把日本黑格尔研究史分为五个时期，其中影响胡风对黑格尔接受的是前三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 1878-1904 年，第二个时期 1905-1930 年，第三个时期 1931-1945 年，这也是黑格尔在日本传播的前三个时期。黑格尔在日本的传播是以 1878 年费诺洛萨在东京大学任教讲授黑格尔开始的，1905 到 1906 年日本《哲学杂志》刊载《黑格尔体系（百科全书）》译文，之后，在 1912 年-1926 年间由于康德哲学的强劲风头，黑格尔哲学研究曾
一度衰落。不过，1924 年黑格尔研究会在纪平正美的主持下召开使得黑格尔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突进”，“这一时期，许多原来从事康德哲学的研究者，都转而研究黑格尔哲学”。到 1930 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等在日本已相继翻译出版。
黑格尔哲学在传播过程中的另一个“突进”是在 1931 年。这一年是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国际黑格尔联盟日本支部成立，日本也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在这股热潮中，黑格尔译著相继出版，黑格尔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日本全国有名的杂志《理想》出了黑格尔专号，岩波书店开始刊行《黑格尔全集》。胡风生前日文藏书中就有岩波书店推出的“岩波文库”：“就胡风所藏的近百册该丛书（“岩波文库”丛书—引者注）来看……尤以近现代西方及日本的人文科学名著和文学名著居多，如休谟、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李普斯等人的哲学、心理学著作……”这为胡风从日语接触到黑格尔提供了证据，因为胡风后来所借用的黑格尔的哲学术语“主观精神”、“客观精神”是日本学者从德语译成汉语的。胡风也说过，《论现实主义的路》里面“黑格尔的话也是从日译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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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黑格尔在近代中国的“突进”与胡风的“接受”
比起日本，黑格尔在中国的传播开始得较晚，且与日本颇有渊源。中国最早介绍黑格尔哲学的人是马君武，他在 1901-1906 年间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哲学，也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黑格尔哲学。1903 年，马君武在《新民丛刊》第 27期上发表了《维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这篇论文共分五个部分，即“黑格尔之生活”、“黑格尔之学风”、“黑格尔之绝对唯心论”、“黑格尔之伦理学（即逻辑学）”、“黑格尔历史哲学”。1906 年，严复在《环球学生报》季刊发表了《述黑格尔唯心论》，这篇文章解释和发挥了黑格尔《精神哲学》里的主观心（主观精神）和客观心（客观精神）。1907 年，《小说林》杂志的主编之一徐念慈在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林缘起》一文，在该文中徐念慈结合小说的创作谈到自己对黑格尔关于艺术理想的理解，这是我国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的一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各自从不同侧面介绍了黑格尔哲学美学，为黑格尔哲学在近代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相比起“五四”之后在中国传播达到高潮的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传播的速度仍相当缓慢，一直到整个二十年代还鲜为人知。“但是到了 30年代之后，一是由于对康德哲学的深入研究，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都必然推动黑格尔哲学传播高潮的到来。”与日本一样，1931 年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个“突进”，促成这个“突进”的是瞿菊农。瞿菊农借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邀请多人著文以纪念黑格尔。这批论文先发表在《北平晨报》和《大公报》的副刊上，后以《黑格尔号》的形式集中刊于《哲学评论》5 卷 1 期出版。由此终于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 30 年代，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终于超过了康德哲学，“掀起了第一个热潮”。这个热潮不仅带动了有关黑格尔论文的发表，还带动了对黑格尔原著的翻译和研究黑格尔专著的出版。........................
第二章 文艺论争中胡风对黑格尔的接受与反抗
一 “现实”问题论争中胡风对黑格尔的接受与反抗
“文艺自由”论争，肇始于 1931 年胡秋原发表的两篇文章《真理之檄》和《阿狗文艺论》。胡秋原自称是“自由人”，“没有一定的党见”，这自然激起左翼作家著文反驳。诚如苏汶所说，文艺自由论争“牵涉到旁的方面去是很多”，而首先牵涉到旁的方面去的就是苏汶自己。1932 年，苏汶在影响甚大的《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称“作家之群”为“第三种人”。苏汶是左联成员，他的观点引起左翼文坛的警觉，更多的左翼作家著文予以反击，使得“自由人”论争部分的滑向了“第三种人”论争。附于“第三种人”论争的，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涉及的人较少，并没有太多展开，那便是“现实”问题的论争。作为“第三种人”论争牵涉出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小范围的论争，涉及的人主要包括胡风、苏汶和周扬。
把“现实”问题带入论争的是胡风。这年冬天，胡风“因为一点私事路过上海，知道了有关于所谓第三种人问题的论争”，于是发表了一篇《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参与论争。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胡风尖锐的指出“反对者方面所提出的理论根据，完全是混乱的”，“他们丝毫不能把握到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上的客观立场，所以对于一些艺术学上以至哲学上的问题表示了一大堆庞杂的意见”。胡风所谓的“反对者”、“他们”主要是针对苏汶，具体来说是指苏汶“向观念论去借兵买马”。从论争的发展来看，这里的“观念论”是指唯心主义哲学，不过胡风后来提到“黑格尔式的观念论”，至少在胡风看来是指黑格尔哲学。在论争的过程中，“观念论”一度成为互相攻击的武器，如胡风指责苏汶“向观念论去借兵买马”，苏汶指责胡风“实在是观念论的说法”，周扬指责苏汶为“一种观念论的看法”，胡风又指责周扬“有把问题引向观念论下面去的危险”，而这种种指责又都与“现实”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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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典型”问题论争中胡风对黑格尔的接受与反抗
在 30 年代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中，论争双方主要是胡风与周扬。在一般的论争中，论争双方往往基于不同的理论依据各执一词，论争的实质是理论依据不同。“典型”论争却不一样，胡风与周扬都基于恩格斯与高尔基的典型理论，论争的实质是对同一理论依据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尤其是对恩格斯的典型理论，胡风的理解和阐释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典型问题看似起于偶然，但是背后有深刻的原因，这原因就是典型问题关乎文学创造的中心问题。1935 年 5 月，胡风为答文学社问发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在这篇文章开头，胡风说：“文学创造工作的中心是人，即所谓‘文学的典型’，这已经成了常识。”这个常识和黑格尔不无关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文艺理论一直把情节作为文学创造的中心，黑格尔否定了这一观念，认为性格才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理想的人物性格即是典型的人物性格，等于说黑格尔把典型作为艺术创造的中心。这一理论后来经过别林斯基的发挥，才成为胡风所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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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胡风在对黑格尔的接受与反抗中的理论建构 .............. 29
一 主观战斗精神：胡风与黑格尔的“主观精神” ................. 29
二 自我扩张：胡风与黑格尔的“自我发展” ..................... 33
三 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与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辩证法” .................... 36
四 受难：胡风与黑格尔的“情致” ....................... 38
第三章 胡风在对黑格尔的接受与反抗中的理论建构
一 主观战斗精神：胡风与黑格尔的“主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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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黑格尔的鬼影”与胡风的悲剧
在 1948 年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胡风声称要走出“黑格尔的鬼影”。胡风意义上的“黑格尔的鬼影”是一个否定性命题，有其比喻意义。然而，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黑格尔的鬼影”更像是一个“谶语”，即黑格尔像鬼影一样纠缠着胡风，直至把他推向悲剧深渊。
黑格尔确实像一个鬼影一样笼罩在胡风周围，除了在文艺论争中胡风面对的对手都多少了解黑格尔，当时胡风较亲近的两个人——路翎和舒芜对黑格尔也不陌生。有意思的是，对于周扬、乔冠华和邵荃麟的黑格尔，胡风是反抗的；对于路翎和舒芜的黑格尔，胡风却是接受的。
1945 年 5 月 27 日，舒芜在写给胡风的信中说：“间或看到，一些有关大局的东西。感想，一般地说，当然是随着中国而在歧路上徘徊；特殊的说，则反倒看见通路，因为已有真的‘主观’在运行，奔突。似乎是，一个大意志贯穿了中国。迅速广泛，是可惊的。对照这个，我的一些喊叫，就不免灰白，可怜相。”5 月 31 日，胡风在给舒芜的回信中说：“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只能说你已把认识（？）化成了实感。以前，何尝不是肯定了它的？所以，主观、中庸二文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权威之类不必说了，而有的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