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小说中的女同性爱流露
（一）阶段概述
“五四”时期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抛弃，民主自由、男女平等和个性解放等思想被大力提倡，“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准则渗透到了社会、伦理、文学等各个领域。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是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4这话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一词的最好诠释。毕竟情感和欲望是人性中最为活跃的元素，那么“人”的发现自然也就跟随着文学上对人的情感、欲求的关注和表达。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加之西方欧洲性学的引入，现代文坛陆续涌现出了一些涉及同性恋内容的文学作品，其题材又多为女性之间的同性爱情，成为了五四文坛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1920年左右的中国社会当中，现代白话文作家们普遍用一个由日本传入的新术语“同性爱”来形容同性之间的爱情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文学评论家定义并总结出了一批女同性爱小说。例如赵景深在1927年发表的文学讲稿《中国新文艺与精神分析》中就根据弗洛伊德的变态性心理学理论对一些现代白话文小说进行了分析，将庐隐的《丽石的日记》（1923）、叶绍钧的《被忘却的》（1922）、章衣萍的《情书一束》（1926）、张资平的《飞絮》（1927）归作为女同性爱小说的代表作。1930年，他又将1927年的讲稿延伸，把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1926）也归为女同性爱故事。虽然20年代的女同性爱话题已经成为热门，但学界对待女同性爱的观点却难以统一，如张竟生、周作人等人，主要还停留在以医学性的眼光来看待女同性爱，有将其视为“变态”的意味。但“五四”时期的作家在描写女同性爱时，却没有赞同这些学者在性学分类上的观点，他们并没有把女同性爱当作一种变态的心理来描写，而是把它当作女性在特定时期与环境下产生的正常心态来呈现，展现了女性的现实欲望与生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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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写缘由
要研究这一阶段女同性恋话语的书写使用了怎样的策略，就要先明晰本阶段作品的书写缘由，即“为什么要说”与“要说什么”。为了阐明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将信息一一梳理出来。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倡导西化，大量译介西方的文学、医学、社会学等理论著作。鉴于当时的思想界广为提倡“个性解放”、“婚恋自由”，知识分子们纷纷肩负起促进国人了解并理解爱情和性问题的重担，因此译介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们自己了解、理解并创造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异性间的爱情进行考察的同时就需要在整体上对人类的情感做一番研究，于是这种考察涉及到了男女之间与同性之间的爱和友谊。因此我们能在 20 世纪初的各种医学出版物、性教育手册和知识期刊上看到很多译介同性恋的文章，它们大部分属于经由日本传入的西方“性科学”。当时的同性恋涵义以“同性爱”三个字来呈现，日文中针对“同性爱”的论述已由 1890 年代到 20 世纪早期形成，翻译成中文之后，被赋予了“同性之间的爱情”的涵义，以此来对应英文中的 homosexuality。在此之前的中国传统语言中，一些男性被形容为“好男色”或“酷爱男风不喜女色”，也有一些女性团体被称为“磨镜党”，但在中文里并没有过对男女同性恋的统称。
而在思想解放的 1910 和 1920 年代，大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在单一性别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在这些男校或女校里最好的朋友之间常常会产生一些（不限于精神上的亲密）深厚的情意相投和亲密关系。要追溯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在 1923 年刊登于《妇女杂志》上的一篇署名为晏始（笔名）的文章《男女的隔离与同性爱》中窥见一斑：
“去年下学期，有某地女子师范学校发生风潮，我们此间会接到一种传单，系该地人士攻讦校长的话；其中有一条，是说该校学生同性爱习惯的流行，以为这是校长管理不善所致。……学生同伴间的发生同性爱，几乎可说是各学校——无论男学校或女学校——普遍的状态，凡是我们会有过学校生活的经验的人，大概都可以见到，并不只是一校如此，其间只有多少的差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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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十年代林白、陈染的女性爱欲叙述
（一）阶段概述
在“五四”时期的女同性恋话语书写中，我们虽然能够感受到女同性恋在正常伦理机制中的突兀性质，但这种冲突还仅停留在表层上，这些作品既没有展示出对此深刻的探讨，也没有挖掘出造成这种冲突的内在原因。因此在表现冲突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强调感与震撼也十分有限。而在九十年代的大陆文坛涌现出来的这一批女同性恋话语书写中，却真切地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属于女同性恋的世界。“这一时期的女同性爱，作为男女异性爱的‘他者’，不是简单的指向一名妇女与另一名妇女的性往来或性体验，性情感或性爱理想，而是具有明显女权色彩的与男女异性爱分立存在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心强烈丰富的感情。”与之前最明显的不同是，这一时期的作家在描写同性恋情时既不再像五四女作家们那样只局限在精神层面上的展现，又不像五四男作家们那样分裂了情欲与情感。她们的笔触不但伸向了同性“性爱描写”的层面，而且还体现出了对同性之爱“灵与肉相结合”的写作追求，这固然与当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已经把同性之爱真正当作了一种人类的情感形态来表达。
女同性恋话语书写能在此时期达到这一高度是有其原因的，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西方文化的又一次涌入，欲望的解放被认为是恢复个人主体性所不可或缺的部分。自 1977 年起，小说家们不断在尝试推进着性表现形式的界限，因此诞生了很多从禁欲、国家压制、婚姻制度、生育实用主义等的束缚中拯救人的欲望的作品。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王安忆的《荒山之恋》（1986）、《小城之恋》（1986）、《锦绣谷之恋》（1987）、贾平凹《废都》（1993）等等。加之此时西方女性主义被再次引入中国，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两位严肃的女作家以大胆描述女同性恋爱欲的姿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们就是林白与陈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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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写缘由
我们已经了解到，“五四”时期社会对性与爱的公众讨论是空前开放的，这一时期对同性关系的讨论也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在小说以及性学论述中出现的女同性爱内容大大丰富了此前人们对女同性爱的认知。然而在 1949 到 1970 年代之间，出于文艺政策的规范与限制，女同性恋在公共讨论与艺术表现中几乎被完全抹除。不仅是女同性恋，可以说除了阶级情感以外的任何同性或异性亲密关系在这一时期都是受限的，都会被视为不健康的情绪。在这段时期内，男性间的同性恋行为如被曝光则会受到惩罚。这种行为在当时会被看作是性别逾矩或者鸡奸，而不是同性恋。虽然没有法律规定的惩罚方式，但会由大众参与者或相关工作单位对其施行处置。不仅如此，在1980 年生效的刑法中有一条涵盖甚广的“流氓罪”，也有些含糊不清地将男同性恋性行为包括了进去，且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内国家针对同性恋的政策倾向是造成日后同性恋群体污名化的原因之一。
但虽然在此时期“同性恋”一词是难以启齿的，甚至是令人憎恨与唾弃的东西，并完全从当时流通的出版物中消失，但社会中的同性恋现象与同性恋性行为是从未消绝的。如我国在 1990 年代出版了很多有关文革时期的性觉醒和其他经历的回忆录，如由章徳宁、岳建一主编的《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三部曲，其中就包括对一些同性性关系的描述。这些回忆录的出版说明了由于同性恋群体与欲望的不可抑制性，同性恋叙事的发声诉求也从未消绝，它可以被政策的限制所暂时压抑，但终会有发出声来的一天。
可以辅证这一观点的还有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有很多迹象表明，这部小说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小说中写到当少女时期的主角林多米在后台服侍革命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一位女舞者更衣时，出现了她的一个性觉醒的瞬间，当她站在这位丰腴、美丽、赤身裸体的成年女性身边时，年轻的多米强烈感受到一阵晕眩的快感以及莫名的焦虑，甚至使她无视了这部芭蕾舞剧所传达的意识形态的严肃信息。当我们把这种大胆的性觉醒的经验放置回当时严肃的社会氛围中来看，一方面可以明白这种欲望与诉求是无法因客观限制与束缚而灭绝的，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让林多米困惑的焦虑究竟来源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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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十年代台湾的酷儿化女性情欲书写.........................29
（一）阶段概述....................29
（二）书写缘由..........................31
1.媒体对女同性恋的妖魔化................31
2.社会的歧视......................32
三、九十年代台湾的酷儿化女性情欲书写
（一）阶段概述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里，林白和陈染已经在探索女同性欲望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但在作品形式上，两位作家主要运用短篇小说来探索女女关系，迄今为止都没有一部专写女同性欲望的长篇小说。在《一个人的战争》中，主角多米几段失败的同性关系里也穿插了痛苦的异性关系，而《私人生活》则讲述了倪拗拗分别于男人与女人间的情爱冒险，因此可以说我们并不能在中国的当代小说中找到一部明确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