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张洁小说的悲剧性形象
第一节 冲突的两性
两性书写是张洁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在内容上穿越古今、横跨中西以及具有时代烙印的婚恋小说都被笼罩了一层悲剧性意味。不管是早期柏拉图之恋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还是中期婚姻角斗场上的你死我活，抑或是晚近虚幻爱恋的悲恸咒怨，在爱情和婚姻当中，张洁笔下的两性总是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中。“冲突”是悲剧的来源，黑格尔说过，“悲剧的根源和基础是两种实体性伦理力量的冲突”，两性的冲突酿成了彼此的悲剧。以下从痴情女与虚幻的“理想男”、雄性女与雌性男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痴情女与虚幻的“理想男”
1、痴情女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也是文学永久的讴歌对象。比起男性，女性对爱情的追求更执着，也更持久。拜伦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尼采也认为女性对爱情的意义更清楚，她们坚信爱情不仅需要伴侣的忠心，而且要求伴侣身体和灵魂对彼此毫无保留的奉献。女性似乎总是沉浸在爱情中，甚至沉迷于爱情，张洁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为爱痴情的女性形象。
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围绕母亲的日记展开，小说塑造了一位执着追求“柏拉图之爱”的女性形象——钟雨。她有“一双细细的，灵秀的眼睛”，有“一种淡淡的、忧郁的神情”，充满灵气也带着哀愁，经历过无爱婚姻的痛苦与缺憾，被已婚老干部强大的精神力量吸引了。在整整二十多年的苦恋中，她与老干部接触的时间累计起来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两人一生中只是一起散过一次步，连最起码的牵手都不曾有过。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钟雨执着地固守心中的爱恋，拒绝所有的求婚者，凭借那部泛黄的《契诃夫小说选集》，独享心中那份不能言说的情愫，默默度过余生。关于自己与老干部刻骨铭心的爱恋，“她但愿‘合情’，但不愿不‘合理’，终身陷于精神的炼狱里痛苦不堪。”①随着老干部的离世，她抱憾、无奈、悲叹。最终，也只能在这场无望的纯粹的爱恋中孤独终老，完成了她的悲剧命运。
长篇小说《无字》叙述了上世纪中国人的悲剧命运史，主要表现了血脉相连的三代女性悲剧。第二代女性叶莲子是痴情女性的代表，她对顾秋水的爱恋经受了苦难的考验，当战争的阴霾吞噬了人们的热情和信念时，唯有叶莲子苦苦守候自己的婚姻。千里寻夫的壮举不得不让人惊叹这位女性的勇敢和执着，令人寒心的是，她的痴情并未弥补战争带给家庭的罅隙，她温柔善良、从一而终的品性换来的是丈夫的冷漠绝情，就是这样一个负心汉却让叶莲子挂念了一生。“痴情女与负心汉”模式在中国传统悲剧中数见不鲜，叶莲子与杜十娘、赵五娘等痴情女性形象一脉相承，她们的悲剧性在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们在无尽的等待中消磨了女人宝贵的韶华，让原本灿烂的生命陷入悲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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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群像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作家，张洁的目光并不局限于婚恋关系冲突的两性，她总是“以世界是充满问题的眼光看待社会和人生”，运用文学的表达方式来演绎社会百态，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时代浪潮下的国民形象代表，他们或是“沉重”的改革者，或是时代病患者，或是文明迷失者，又或是人生困旅中的灵魂寻找者，这些悲剧性群像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个体与时代的冲突，呈现出一幕幕的社会悲剧。
一、“沉重”的改革者
新时期以来，社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下重振旗鼓，文学也积极地参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何士光的《乡场上》以及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等一批反映城市工业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作品应运而生。这些小说塑造了许多一呼百应、叱咤风云、雄心勃勃的改革者形象。和同代人一样，张洁是一位自觉的时代同行者，她以敏感的目光捕捉社会的动态，将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背景，她怀着殷切之情书写社会的变革，她说，“我热切地巴望着我们的这个民族振兴起来，我热切地巴望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让全人类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之中。”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张洁在传达人们的改革理想的同时也以细腻的笔调书写社会的“症结”。如果说，蒋子龙、柯云路等人的改革文学提供了早期改革者形象，那么，在《沉重的翅膀》《条件尚未成熟》《尾灯》等小说中，张洁所塑造的“沉重”的改革者则属于改革深入时期的文学形象。她怀着悲壮的精神把人们崇高的理想推向未来之路。如钱理群先生所言，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之路，“在所谓哈姆雷特的深刻质疑与迷惘中，执行着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或许注定失败、或许全无意义，但毕竟是极为崇高而悲壮的战斗。”
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1981）是一部改革文学的力作，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改革为题材，围绕高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展现了国家重工业部在企业管理、政治思想以及权力更迭等方面的内容，着重描绘了郑子云、陈咏明、肖全等一系列改革家的努力，突出了他们为改变社会现实，对工厂进行一系列艰难的整改。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家庭生活，通过对他们生活矛盾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婚姻的思考。这部小说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张洁的笔墨主要落在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之间进攻与防守、前进与后退的冲突上，体现了改革者们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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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张洁小说的悲剧精神
第一节 对无望婚恋的抗争
一、围城之困
《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是张洁首部婚恋题材作品，由于这部小说涉及婚姻伦理道德问题，触动了当时社会敏感神经，所以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热烈反响。小说通过回忆性的语言叙述了一幕动人的爱情悲剧，传达出作家对爱情与婚姻的思考。钟雨和老干部各自经历了无爱婚姻的困扰，也曾深陷爱而不得的痛苦当中。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张洁曾言，这是她读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书的“体会”和“文艺表达”①。恩格斯曾在这本书中强调爱情在现代婚姻中的重要性，指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张洁以蕴蓄哀伤的笔触否定和批判了无爱婚姻，她始终坚信，爱情应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不符合人性发展，其文学创作也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人们在无爱围城中的种种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张洁笔下的女性在无爱的围城之中承受了来男性的物质榨取和身体压迫。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我国婚姻习俗自古以来就有“六礼”纳吉之说，建立在纳币、纳征、纳采等基础之上的文化习俗把婚姻与钱财紧密联系起来。由于私有制的发展，父权制社会下的丈夫普遍把娶来的妻子作为其私有财产的一部分，把妻子婚后所创造的社会价值理所当然地全部据为己有，他们甚至从各个方面压榨妻子的劳动价值，利用妻子为自身服务。《方舟》中荆华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迫于政治运动的残害，荆华与出身优越的森林工人走到了一起，然而，丈夫在生活中非但不关心呵护妻子，反而冷酷地对待她，自私地剥夺了荆华的劳动所得、限制荆华接济自己家人的权利，还对荆华施以家暴，甚至侮辱妻子人格，把列举她“恶行”的大字报贴在学校的墙上，让妻子毫无尊严。《七巧板》中金乃文的婚姻也充满了悲剧意味，她在被谭光斗占有后无奈之余才答应结婚，婚后的谭光斗变本加厉，极尽残忍地折磨妻子，致使金乃文的身心遭到重创。他还利用妻子与高官袁家骝是旧情人的关系，逼迫她为自己的投机取巧服务，不放过任何榨取妻子价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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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价值失衡的困惑
张洁的文学创作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刘再复在回望八十年代文学时说，“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重新建构个体经验语言，重新谱写个人的声音。”②张洁继承“五四”启蒙与重建的精神，尤其在女性个体价值的追求上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文学创作。如果将张洁的作品做一个共时的排列，那么，“我们不难从中读出一个关于女人的叙事，一个女性的被迫定位自我的过程，一个女性的话语由想象朝向真实的坠落。”③这个过程记录了张洁从建构理想到陷入精神困境的过程。社会现实以及女性自身局限对作家实现女性个体价值的理想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张洁的悲剧精神也正是从女性意识建构的困惑和营造母性神话中产生的。
一、女性身份的建构
“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女性长期处于‘无史’和‘缺席’的位置，女性价值一般只能通过传统文化规定的‘既定’角色体现出来。”④近代以后，女性命运往往与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发展错综纠缠，从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来看，直至戊戌维新，本土才萌发了女性主义思潮，维新一派十分关注妇女问题，康有为主张男女平权，梁启超兴办女学堂，秋瑾、张竹君等女性先觉者们极力宣扬男女平等意识，这一系列现象为即将“浮出历史的地表”的“五四”女性拉开历史帷幕，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的新旧文化断裂的契机下，“五四”启蒙运动高举“人的觉醒”旗帜，女性“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⑤。当男作家不约而同地把女性解放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时，作为女性代言人的女作家也第一次大张旗鼓地书写女性生命体验，庐隐、冰心、冯沅君、凌淑华等人开启了女性书写灿烂的扉页，丁玲、萧红、张爱玲、苏青则把女性叙事推向另一个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等政策的倡导促使女性享有平等写作的权利。然而，在广阔的政治背景中，女性并未形成独立的社会人格结构，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未发展为成熟的价值观念，女性依旧以从属的、“第二性”的身份从事社会建设和文学创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文化转型的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