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学术视野
“文学藏区”是学者白浩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见其所著论文《文学藏区与先锋文学启动机制》（《阿来研究》，2014 年第 1 期）、《文学藏区的先锋气质与混血认同》（《民族文学研究》，2011 年第 5 期）等。“‘文学藏区’不限于民族、地域，而是以藏族（民族）、藏区（地域）的相关生活、文化为对象的文学。换言之，它实际是‘涉藏文学’的宽泛概念，从民族上看，既包括藏族写，也包括写藏族；从地域上看，既包括藏区写，也包括写藏区。 只要是涉及‘文学’、‘藏’两个元素的都在我们考察范围内，它是一种大文化研究视野。”①“文学藏区”指的是文学里的藏区，即文学世界书写的有关藏区的一切，这里的藏区不仅指地理行政意义上的具体区域，还包括精神心理等层面的藏区回忆、想象、憧憬等。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文学藏区”不再只是指涉藏族作家，还把其他民族甚至其他国籍写到藏区的作家纳入其中，观察不同族别身份的藏区写作，更有利于多角度透视藏区独特的文学意义。从语言上来看，“文学藏区”摆脱了单纯的语言之争，不再执拗于藏族作家使用汉语或其他语言是否合理等问题，而直接关注文学本身。当然这不是说不考虑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本民族语言和其他语言的差异及意义，而是不再以语言作为区分标准。从内容层面上看，“文学藏区”把范围由“西藏”扩大到了整个藏区，包括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具体藏区，还从具体的地理行政意义上的藏区扩大到了精神、心理层面的藏区回忆与想象等。乍一看，“文学藏区”似乎仅仅是把研究范围扩大了的主观实践策略，是日渐挖空的“西藏热”的另一种变身。其实不然，“文学藏区”是把文学里的藏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是创作现实要求下的批评转型，是从单边叙事到关系性把握的必走之路。
对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我国民族分布的客观现状决定的，我国各民族居住地成“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各民族分散混合居住在各省区市叫“大杂居”，各省区市少数民族又聚居在一乡、一县是“小聚居”，小聚居的少数民族区域内又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汉族区内也有少数民族聚居，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文化、文学已相互影响不可分离，只有在动态的比较研究中才能全面把握，且民族文学的独特的个性——“民族性”，也只有在对比中才能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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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五六十年代马丽华、李佳俊等学者开始致力于西藏文学的批评和介绍。随着时代发展，西藏文学的研究也呈崛起之势，一大批专著问世，耿予方的《藏族当代文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版）和《西藏 50 年·文学卷》（民族出版社，2001 年版），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李佳俊《文学，民族的形象》（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等著作不是专门的诗歌研究却均论及西藏当代诗歌，更多的是对藏族本土诗人的观照与评价，批评方法和思想较为单一。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从后殖民角度讨论身份、主体、民族等成为“显学”。对西藏文学的研究与民族、文化、双语等紧密联系，藏族作家用汉语创作也成了热点话题，丹珍草的专著《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民族出版社，2008 年版）就是代表。这部专著论及了藏族汉语诗歌，但只是以此为支撑材料讨论“边界写作”，没有把除藏族外其他族别写到藏区的文学纳入研究范围。
目前还没有专门讨论藏区汉语诗歌的专著，但涉及此话题的论文为数众多。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的作家作品论。如：卓玛《双重文化语境中的“鸟”意象——班果诗集<雪域>探微》（《青海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黄波《高原出色的战士诗人——饶阶巴桑》（《西藏文学》,2007 年第 4 期）等，这类论述基本属于个案分析，论及诗人有藏族也有汉族，如嘎代才让、高平、汪承栋、伊丹才让等。
（2）探讨藏族诗歌与民族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对藏族汉语诗歌进行系统研究的高亚斌，其博士论文《藏族当代汉语诗歌：本土经验的现代表达》（兰州大学，2011 年）梳理了各种传统文化对藏族当代汉语诗歌的影响和诗歌书写的发展转型过程，论题涵盖本土经验、现代性诉求、双语等。高亚斌《佛教文化与藏族汉语诗歌》（《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和《论藏族汉语诗歌的乡土根性》（《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则专门论述了藏族汉语诗歌与西藏文化。除高亚斌外，从文化的角度剖析藏族汉语诗歌的还有于宏、胡沛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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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刍：当代“文学藏区”汉语诗歌文化接受的动力机制
2.1 生物学到文化学的“反刍”
反刍本是动物消化食物再次咀嚼的一种生理现象，因为具体、形象、生动，常常被借用到其他领域，如心理学、教育学等。动物有反刍的消化现象，人也有反刍的心理特征，上升到文学、文化、精神思潮，也都有反刍的规律可循。
生物学的“反刍”俗称“倒嚼”，是指反刍动物（如牛、羊、长颈鹿、骆驼等）进食粗嚼吞入瘤胃，经过瘤胃浸泡和软化一段时间后将半消化的食物从胃里呕回口腔细嚼再咽入胃内。反刍动物采食一般比较匆忙，反刍的形成最初可能与牛羊等为躲避虎狼袭击，在天敌到来前匆忙争抢吞咽食物，来不及消化，事后慢慢再次咀嚼有关，是一种物竞天择的生理进化。生物学上的反刍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人类虽没有反刍消化的生理现象，但在心理、教育、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有类似的反刍规律。
心理学上的反刍思维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反复关注自身消极情绪及相应事件的思维方式，与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反刍思维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迄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和解释。
教育学上的 “反刍式教学”是一种“先粗后精”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先“粗糙”地占有知识，再通过多次的反复探究，将知识“精细”地充分吸收和利用。1999 年 12 月 30 日至 31 日，全国反刍式教学思想研讨会在广东省顺德市召开，反刍式教学法不断被运用到英语、数学、化学、物理等各个学科，其教学方法和思想也不断被接受推广。这在小学的语言教学中尤为突出，儿童理解能力有限，而机械记忆能力却十分强大，这是儿童学习的一个特点，在儿童机械识记能力十分强的时候，让其记忆背诵更多的语言素材，如同牛羊反刍，是一个先机械识记知识、占有知识，日后理解知识、消化知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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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倾到内倾：身份的遮蔽与建构
与瑞士心理学家 C.G.荣格提出的“外倾”、“内倾”个性类型概念不同，这里的“外倾”、“内倾”指的是创作主体在题材选择上的主体倾向性。之所以使用“倾”是因为它代表一种大致趋势，而不是绝对。对民族作家而言，如果出离民族自身而侧重书写民族之外的，这就是“外倾”。相反，如果是扎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书写中透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就是“内倾”。当代藏族诗人汉语书写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由外倾到内倾的方向性转变，即由政治抒情的意识形态写作转变为民族意识写作。由外倾到内倾的过程，也是民族文化身份由遮蔽到建构的过程。“身份决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外部构成的再现。”②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静态恒定的。
新时期以来藏族诗人的自我书写大致经由了三个发展阶段：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代表诗人有：伊丹才让、饶阶巴桑、格桑多杰、恰白·次旦平措、才旦夏茸、擦珠·阿旺洛桑、索朗杰布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第一条是继承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而带有鲜明的革命色调，现实感强烈，代表诗人多是五六十年代继续创作的抒情诗人。第二条是萌生的民族意识写作，开始具有现代性审美特征，代表诗人有：阿来、列美平措、梅卓、桑丹、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班果、吉米平阶等。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民族意识形态更为鲜明，向民族、宗教、人性等更深邃的议题发展，代表诗人有：嘎代才让、扎西才让、夏加、德乾恒美、刚杰·索木东等，彰显的是形而上的终极思考与关怀，交替着神性写作、都市批判、身份寻找、现实迷茫等主题。从嬗变的轨迹来看，经由了由外而内即走出自身民族空间到反观民族自身进行自我思考的过程。
藏族诗人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写作主要是“翻身农奴”喜悦的歌颂和赞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转移，藏族诗坛的意识形态写作主要是为“四化”建设摇旗呐喊。文学在新生政权的认同、新社会的建设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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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洄流：当代“文学藏区”汉语诗歌的动态融合形态 ...................... 45
3.1 地理学到文化学的“洄流” .................. 45
3.2 碰撞：多元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 46
4 结语 .................... 62
4.1 规律总结 .............. 62
4.2 创作误区 .................. 63
3 洄流：当代“文学藏区”汉语诗歌的动态融合形态
3.1 地理学到文化学的“洄流”
洄流，即回旋的水流，也即“漩涡”。漩涡无处不在，可以说有差异的地方就有形成漩涡的可能。广义的“漩涡”是指两股或两股以上方向、流速、温度等存在差异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