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郭沫若借《武则天》为历史人物武则天翻案；田汉借《谢瑶环》表达人民的力量；苏童的《武则天》书写的是人之私欲；格非的《推背图》表达的是人在历史游病中的生存困境；北村的《武则天》传达了人类的恐惧与历史的荒诞；须兰和赵玫以《武则天》探讨了女性在失衡的两性关系中的遭遇；陈家林的《武则天》是一部勾心斗角的现实主义宫廷剧；李少红则借《大明宫词》上演了一出浪漫主义的大唐悲歌。
第一章＂武则天＂当代改写的外缘与内缘
第一节宏观环境的外部催生
中国文学的演变，受制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复杂变化，甚至同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变动直接相关。历史作为创作者念之写么的对象，显影的不是历史中的事件，而是现代观念的底景。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下，关于历史真相与文学虚构、科学态度与想象自由的论争从未中断。面对瞬息变幻的现实世界，＂武则天＂当代改写展现了创作者在传统与现代、过去和将来之间的思想角力。
一、＂十七年＂：遁入历史回避现实
郭沫若的《武则天》与田汉的《谢瑶环》正是于这次历史剧创作浪潮中问世。因此，论及＂十尤年＂时期的＂武则天＂改写，不可忽视＂十屯年＂历史剧兴盛的原因。首先是由于1957年兴起的＂反右派＂和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对文艺创作的干扰，＂双百＂时期作家们＂干预生活＂、＂写真实＂的锐气大减，文艺界对＂现实主义深化论＂等文学思潮的批判，又形成了新的禁区，种种禁忌使文艺创作难庄重而真实的状态直面现实。＂大跃进＂的狂热及其所要求的粉饰现实，无非是自欺欺人的廉价颂歌。面对现实的无奈，一些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无法保持缄默，只得将创作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试图从历史的烟云里寻觅那依稀可见的艺术灵感，并将对现实遭际的感悟寄予其中。其次，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现实困境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作家们本着＂古为今用＂的目的，将创作转向历史题材，力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力量，以振奋人心、共渡难关。此外，历史剧创作热潮的形成，还与当时的积极提倡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作为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基本方针而受到高度重视，领导人对历史题材创作的鼓励，亦给予＂武则天＂当代改写以有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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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武则天＂的内在阐释空间
前世风雨，后世尘烟。＂旧时＂从未离我们远去，而是以渗透、挪移及变形的方式，述说＂今日＂回旋不已的冲动。当代创作者不断重述与改写＂武则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武则天＂丰富庞杂的内在阐释空间。＂武则天＂充满争议性、矛盾性与话题性，潜藏着一种异域之情、离奇之叹。这是一个常人未曾触及的社会，一个破除了陈规俗套的领域，在其间腐朽化为神奇，平常变成非凡。
首先，武则天＂女性＂与＂帝王＂的双重身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武则天的一生，是诡语多变，昂然傲然的一生，她的成就是一位女性所能达到的极致，而这种极致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宋庆龄曾称赞；＂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在中国的帝王史上，武则天是一位绝世超伦的帝王；在中国的女权运动史上，武则天更是一位举世无双的女性。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于是有人褒她、贬她；有人羡慕她、嫉妒她。这样一个男权话语体系中的＂异端＂自然引起了后世创作者无限的想象：她如何在深宫的尔虞我诈中存活，并擢升天下之母？她如何在朝堂的明争暗斗中获胜，并登上帝王宝座？胡适在《〈三侠五气）序》中提出了＂箭操式的人物＂的说法，＂当一个历史人物形象千分典型时，人们会把同类型的情节都集中于这一个人身上＂？，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稻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捆干草，身上刺猎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武则天正是这样一个＂箭操式的人物＂。除了官方的史书记载，流散民间的宫南秘辛也选择武则天作为箭操，将诸多＂后宫戏＂的情节（主要是＂女／女＂对立模式）和＂朝堂戏＂的桥段（主要是＂女／男＂对立模式）安插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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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武则天＂当代改写的发展与流变
第一节＂十七年＂政治化＂改写
郭沫若的五幕话剧《武则天》创作于1960年，选取武则天一生中最成熟的六年政治生活，以平定裴炎、骆宾王与徐敬业三人主导的谋乱为核也，塑造了女皇武则天与女官上官婉儿的艺术形象。同一时期，田汉创作了京剧《谢瑶环》，讲述武则天朝中女官谢瑶环为民请命，却被权贵摧折致死的故事。这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武则天被作者刻画成一位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爱民如子、任人唯贤、敢同豪门贵族作斗争的开明君主形象。
一、重构记忆与权力实践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的第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便是如何加强广大民众对于新生国家及其政权的认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在于重新建构人们共同拥有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之于群众内心的凝聚与激励功用，靠文学艺术来实现是最有效的途径。文学在中国向来不是某位作家宣泄倩感、净化心灵的自我表达，它通常是时代意志的有目的的宣告，或是广大群众的潜意识的流露。＂十七年＂时期的＂武则天＂的改写文本，或许不是直接承当文学对于民族／国家记忆的重构，然而在历史的光影里，现代的幽灵总是徘徊不去。郭沫若与田汉游走在史料的边缘，借＂武则天＂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南京大学的董健教授在《田汉传》中指出，＂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操作中，＇唯上＇最安金最讨化＇从下＇则有险，讨嫌。郭沫若深请此道，故其《武则天》一剧在政治上十分安全。同是为武则天翻案，田汉的《谢瑶环》＇为民请命＇为主题，走了一条＇从下’的路……郭沫若则以＇歌颂明君’为主题，走了一条＇唯上＇的路＂。从这个角度看，＂十走年＂时期的＂武则天＂改写，并非完全是行政命令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担任的是新中国重构民族记忆之后的秩序维护角色，契合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作家内在的创作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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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1994年：＂断裂化＂改写
如果说＂十七年＂时期的创作者对武则天＂女性＂与＂帝王＂身份还也存顾忌的话，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写作障碍已不复存在，武则天的＂女皇＂身份反而成为市场卖点之一。1994年，五位＂新历史主义＂小说家苏童、格非、北村、赵玫、须兰应导演张艺谋之邀，创作了五部＂武则天＂题材的小说。此时，原本一体化的文学和文化观念开始分崩离析，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观念交杂并呈，启蒙话语、民间话语与商业话语相互渗透，人们的精神心态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变。此时的＂武则天＂改写与＂十七年＂时期的＂武则天＂改写相比，呈现出＂断裂性＂的变化特征。
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20世纪80年代末，文学创作渐渐回归本体。长期以来占领统治地位的＂理性＂被＂非理性＂所取代，作家们放弃了把世界表现为一个井然有序之存在的努力，人们渐渐明白，＂偶然性＂可能比＂必然性＂更有助于人们接近事物的本质，＂无序性＂或许比＂有序性＂更有助于人们离开＂楚门的世界＂。小说家余华说：＂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而欲望和美感、爱与恨、真与善在精神里都具有限定的轮廓、坚实的形体和常识所理解的现实性。我们的目光可以望到它们、我们的手可以触摸它们。＂2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文学叙事中，线性情节模式土崩瓦解，＂偶然性＂与＂有序性＂成为迷倒一切的字眼，时空错乱、梦幻与现实并置、历史与记化相交等创作现象频频出现。创作者不再迷信文学来源于现实生活与直接经验，而是坚信，阅读得来的间接经验、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远比生活经验更为重要。1991年，学者王彪在《与历史对话》中界定：＂新历史主义＂小说＂不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的＂，而是叙说历史的方式分割着与历史本相的真切联系，历史纯粹成了一道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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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武则天＂当代改写的特征与方法..............29
第一节逐渐细化的叙事视角...............29
第二节＂在消解中改写＂..........31
第三章“武则天”当代改写的特征与方法
第一节逐渐细化的叙事视角
影视剧独特的拍摄手法，使20世纪末的电视剧《武则天》得Ｗ用灵活的叙述视角结构全篇，这种以全知视角为主，以限知视角为辅的叙述方法共同完成了导演对人物不同角度的刻画，使作品更具现实主义的特点。演员刘晓庆表现出了武则天性格特征的丰富层次：她在四面楚歌的生存环境中争夺权为，讨好太监王公公和妒忌她的同辈，请教才人徐慧获得恩宠的方法，学习己故长孙皇后的《女则》，主动请求从才人降为婢女。片尾曲中有一句颇有布莱希特之＂间离效果＂歌词：＂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使观众从＂现代性＂的角度去反思人的生存与命运，得到更深的感悟。《大明宫词》则大量使用了太平公主的旁白，从母女关系的视角评价武则天的功与过、是与非。交错的视角与迴异的叙事眼光使人物时刻处于冲突之中，故事也因此充满张力与戏剧性，剧作从而有了浓厚的思辨色彩。大部分历史剧所标榜的，都是与历史真相的契合度，这种貌似真实的反映，恰恰具有艺术作品最大的不仁，它牵制了观者的自我想法，使剧作丧失了任何留白的可能，送使观者到最后所了解的永远只是＂一粧史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