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彝族女性写作者们在不断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在主流意识与民族文化的熏陶下，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从被深深压抑，发展为与族性意识、人文意识的完美结合到最终女性独立意识得以确立，充分凸现出彝族独特的女性意识，为中国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审美内容。
【Abstract】Yi women writers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constantly, in the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his work in feminine consciousness from deep depre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sexual awareness and ethnic, cultural awareness of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o the final women's independence is established, the full highlights of the Yi women in a unique sense of Chin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scene for a new aesthetic content.
【Keywords】Feminist consciousness Ethnic awareness Awareness of the humanities Awareness of women's independence
前言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文学作品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在创作内容上，偏重于表现女性的体验、揭示女性的心灵、关注女性的命运、展现女性的生存状态。用女性视角来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1]
以此来观照彝族当代文学，就会发现彝族文学中的女性写作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着对世界的认知。她们都没有刻意去表明自己的性别和民族身份，但是，这些因素又无所不在地影响和制约着她们的写作和写作风格的形成。她们在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和女性特有的纤细、温婉的情怀，使她们的作品充满着特殊的韵味。通过作品的细读和品味，总能发现她们在心理、情感、价值取向和审美态度上，流露出不自觉的女性性别意识的影响和制约。
彝族的女性写作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进步的过程。出现了李纳、阿蕾、黄玲、禄琴、巴莫曲布嫫、李云华、鲁娟等一批女性写作者。然而，生活于不同时代的彝族女作家们，在各自的作品中展示的女性意识却不尽相同。从彝族当代的第一位女作家李纳到如今的青年诗人鲁娟，彝族女性文学中展露的女性意识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浅显到深刻、从觉醒到爆发，不断与族性意识、人文意识相结合，最终发展为女性独立意识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女性意识从被压抑到释放
李纳，彝族当代第一位女作家。1920年5月22日，李纳出生在云南省路南县城内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像一副沉重的枷锁无情地绑缚着她。好在善良的母亲和开明的叔叔为她争得了上学的机会。知识让她有了反抗命运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像许多热爱革命的青年一样奔向了革命圣地延安。作为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李纳，她极力地想表现革命，表现人权，强调男女平。
“妇女解放了，男女都一样”的激情宣言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情表达使女性向男性全面看齐。人为地抹杀了两性之间的生理区别与心理差异，彻底抹去女性个体存在的记忆,致使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趋于“中性化”甚至“男性化”。一时间，模糊了性别特征的“铁姑娘”与“女铁人”成为女性审美的新的范本。在李纳早期创作的作品中其创作心理便被“政治意识”、“女英雄”、“女模范”的创作模式所束缚，女性意识便在超越性别的过程中消解了。
《婚礼》通过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文中的小藤面对新婚丈夫何然被抓走，并没有在悲痛欲绝的哭泣中退却，她与丈夫何然一样，镇静、勇敢、从容、无畏地面对着她们的生离死别。作者没有极力描写小藤命运的不幸，而是以“人民”的视角对反动阶级进行控诉，这里没有女人，只有受苦的“人民”；只有为了革命事业，失去爱人也无怨无悔，依然坚强的铁骨铮铮的革命战士。
《姑母》是写一个很早就失去丈夫的饱受风霜的姑母，路见不平她敢于挺身而出，从不知道“害怕”二字，就是在至高无上的族长面前，也敢据理抗辩，毫无惧色。在家里，她承担着牛马般的劳役。面对凄苦的生活，她总是“围裙揩干眼泪，又去磨面。” 宁肯把辛酸咽到肚子里，也不向别人诉说。“姑母”身上流淌着与男人一样的血液，而她不畏强权，不畏生活的艰辛，不畏谗言，在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毅然寻找着自己的快乐，她对生活的自足与反抗胜过了男人世界里的“坚强”。作者笔下的“姑母”是一个比男人还“男人”的女人。
《涓涓流水》中的于凡为了她难以割舍的学生们放弃了与离别多年的情人——新婚的丈夫，一同革命的机会。
最后在赶往前线的路上牺牲。这里没有儿女情长，有的只是对祖国和人民奉献的无限激情。于凡代表着的这类女英雄们似乎是一个没有性别的革命符号， 这个符号是革命年代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是属于男权文化的产物，于是女性意识便在这种强调男女同等，高赞革命英雄的时代被深深地压抑和遮蔽着。
与早期的创作不同，李纳于1981年创作的《刺绣者的花》则围绕着一个彝族女性的人生和命运来展开，通过对这位彝族女性命运的关注来一一展现彝族女性的生存状态。作品中的叶五巧虽然经历了命运的曲折，但其心灵正在慢慢地觉醒。当丈夫在异地抛弃她和女儿小仪时，她曾想过以“死”来让自己解脱，像千百年来历史上的妇女一样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男人。可李纳没有让她这样死去，而是让她为了女儿活了下来。她虽无力对来自以杜家为代表的封建男权专制做出太大的反抗，但毕竟不再只是沉默和忍受。她不顾公公婆婆的反对，让女儿接受新式教育，在得知女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哪怕革命的矛头指向的是公公为首的封建阶级，她也竭力地支持，最后瞒着公公婆婆，帮助小仪逃脱了包办的婚姻。在女儿的影响下，在表哥陈永直的帮助下，她变成了一位自觉的革命者，最终为了保护革命军用物资而献出了生命，完成了一个从蚕到蛾的蜕变。
作者精致的描绘和委婉的笔致下塑造了一位美丽、善良、热情、坚强的彝家姑娘。这位女性的形象是丰满的，她对命运屈服过也反抗过，她爱过也恨过，她曾让命运捉弄过，可最终她能在苦难中成长为主宰命运的革命者。作者极力塑造叶五巧的形象蕴涵了“80 年代文学的审美理想: 从女性自我发现、自我体认，最后达到人格意义上的男女平等。”[2]被时代压抑的女性意识终于又在时代的浪尖上初露锋芒。
小说中的叶五巧来自作者的故乡，是她熟悉和热爱的彝族撒尼人。小说中对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生活环境和彝族的民风民情都有生动表现。充分展现了作者民族身份对其创造的不自觉的影响。作品清新、明快，让读者有一种明净、细腻的美感，足以显示女性作者的特长。女性纤细的感受和对母族文化的热爱，融会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李纳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是在母族文化的牵引下得以复苏的。
二、女性意识与族性意识的完美结合
改革开放的春潮唤醒了沉睡中的女性，女作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自我，尝试着建立一个属于女性的创作体系。崛起于新时期的女性文学，竭力展示着新时期特有的女性魅力。“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人啊，人’的呐喊遍及各个领域，曾经隐退的女性意识再次被唤醒了。”[3]在彝族文学中，女性写作者们同样也紧跟着主流文学的步伐，并把女性意识与族性意识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为彝族女性文学增添了一份活力和独具特色的魅力。
凉山女作家阿蕾的写作活动开始于80 年代初期，短篇小说《嫂子》揭示了落后的婚姻制度和习俗是彝族女性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的不可跨越的障碍，文中的“嫂子”与她相爱的男人最后只能选择古老的殉情方式，来寻求爱情的最后归宿。《带锈的镰刀》写一个名叫乌沙的女孩，因为爷爷带着个没结痂的疮死去，周围的人都说是得了麻风病死的，从此一家人都被歧视，为了让哥哥娶上媳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