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幸福呈现于个体，幸福也依托于群体。幸福的追问，不局限于某个时代，有的只是每个时代思考角度的不同；也不局限于某个学科，有的只是每个学科思考方法的不同。幸福问题存在于整个社会发展史中，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合法性危机”而变化，拥有不断转型的“新”形态。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以往从未体验过的快节奏，社会生产和一切技术、观念都以数以百倍的速度提高。而在思想上，随着 1960 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开始的后现代思潮咄咄逼人的批判、颠覆和解构，我们对传统幸福的追求和理解似乎变得荒谬且无意义，我们的脚步每天都在机械地前行。过去的几十年里，幸福在每个人的心中无意识地等同于经济，我们没有时间来思考究竟为何如此，因为经济的骤然繁荣和社会的飞速前行没有时间让我们静下来思考。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会生活在如此彷徨和困惑中，什么是幸福？我们幸福吗？幸福还有意义吗？幸福需要追寻吗？也从来没有一种思潮像后现代这样一扫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后现代，建构不足，瓦解有余。而作为后现代思潮缘起的西方，其社会曾经陷入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堕距之中，与当前的中国确有几分相似。直至今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发祥地，欧洲依然被视为世界进步的先行。无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欧洲都是世界的重镇，欧洲的繁荣和衰退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既显示着当前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健康程度，又昭示着世界经济与文化的明日发展走向。在战后欧洲的发展进程中，1993 年欧盟的正式建立是一件无比重要的大事。欧盟承载了人们的无限希冀和祝福，在乐观的人看来，它代表着欧洲已经彻底将短暂的迷茫和踌躇甩在身后，而正式走上了一条风光无限的康庄大道。欧盟的建立似乎为社会福利提供了一个最稳固的保障，欧洲人的生活似乎因此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成为幸福生活模式的典范。但是，与人们的预期不甚相同，欧盟建立之后的欧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虽然也有繁荣和景气的欢歌，但是，低迷与衰退的警报却依然不时响起。2008 年以来，欧洲更是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为了应对债务危机而在多个国家进行的经济紧缩政策，更是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大规模削减为代价。可以说，这场主权债务危机的破坏性无比巨大，它直接降低了普通人的生活品质。基于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之间公认的关联，我们不禁会发问，缩了水的生活意味着缩了水的幸福感吗？经历了危机的洗劫，普通的欧洲人会不会从已经习惯的被社会福利所重重包裹的幸福中惊醒，而重新定义幸福生活的本质，重新寻找幸福生活的秘诀呢？换言之，这场猛烈的金融风暴会导致欧洲人对幸福观的反思吗？
于是需要什么样的幸福，如何去追寻幸福以及怎样实现幸福等问题不仅成为当前中国人的问题，也成为欧洲人关注的问题，成为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基础深刻变革时代背景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仅是社会学急须给当代人一个答复的问题，它也是当代人普遍思考的问题。在今天，为什么经常有人怀念衣食不充裕，交通不发达，信息不开放，眼界不开阔的年代？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不如那个年代幸福？幸福到底与经济发展是何种关系？幸福到底是心理情感之不可言说的感受还是可以测量的指标？简单地说，我们的幸福是否可以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幸福是否可以量化？我们到底有多幸福？因此，无论从社会心理、大众文化，还是理论研究上，幸福是一个关键点。而相对于欧洲，中国在幸福的界定、研究方法都尚处于发展阶段，对欧洲社会幸福研究的评析，为中国当代幸福研究搭建了理论平台，这是本论文选题的原因和出发点。
......
幸福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理解的幸福与西方人理解的幸福有何不同？哲学追问的幸福和经济学讨论的幸福一样吗？经济学的幸福和社会学研究的幸福等同吗？心理学的主观幸福与社会学的主观幸福研究一致吗？我们在寻问他人是否幸福的时候，是否将我们对幸福的理解前置在他人对幸福理解之上？幸福的概念复杂，看似谁都明白，谁都可以说，可是细究起来，又是个追问不得，说不清说的问题，有些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意味，而“当前国际学界关于‘幸福’的界定与影响因素及测量方面的分析可谓见仁见智，甚至有‘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之貌。”2中国人谈的幸福，是否等同于西方人谈的幸福。这个问题不弄清楚，就无法通古今，辨中西，更谈不到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交流和沟通。幸福的思考自古有之，加之社会学又是从哲学中脱胎而来，即便现在，很多社会学幸福问题研究的文章依然会从古老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入手，特别是当讨论到幸福概念和影响因素时，很多哲学和伦理学的追溯似乎在问题发展脉络的理解上变得至关重要。因此，考察现代社会学幸福问题，要想弄清楚幸福问题的本义，就要追根溯源，回到传统思想中去寻找根基。这样，才能对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幸福问题做更本真的理解和更透彻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是传统思想，目的是为了更好理解当代社会学中幸福概念的传统文化因素，而对于社会学对幸福的理解，在论文第二章中会另行文论述。
（一）中国传统思想对幸福的理解
古人论幸福，多以“孔颜之乐”为起点；当下国人论幸福，或谓“安贫乐道”，或谓“禄在其中”。所谓“安贫乐道”，多为主张摒弃功利，追求德性之美；所谓“禄在其中”，多为追求物质丰富而忘却崇高之美。因此，当下幸福的理解一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对幸福持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理解的人颇为多数，但经济上显赫的人不一定认为自己幸福，而经济上拮据的人多不会认为自己幸福。另一方面，幸福一词，在文学作品里，又有着另外一种含义，那就是幸福是一种心理上的主观感受，幸福在情感和心灵上似乎要比在物质上具有更多的含义。幸福既有物质层面的理解，又有精神层面的含义，两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体现各自的价值。这也是一种物质发展和价值观不同步的表现。因此，会出现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幸福只是物质的，那么就太过世俗；如果幸福只是精神的，那么如何解释物质增长带来的幸福改变？不得不回过头去看看传统文化中“幸福”的来龙去脉。
......
第 1 章 芬因霍芬幸福研究的社会指数运动理论背景
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指数研究”与“社会指数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体上，二者是时间前后的关系，即前有社会指数研究，经历了一百余年社会指数研究的不断发展，在 1960 年代开始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指数运动。由于这场指数运动起初不仅是社会学，而是各个学科的杂糅，特别是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会对这场运动有着不同视角25，产生不同评价，如果我们将之放于社会学视角，会有不同的看法。
社会指数概念的界定。对于社会指数，有几种主要的概念界定。第一种是Ferriss 的界定：“社会指数是一系列的统计，用来监督社会系统，帮助识别社会变化，引导介入改变社会变化的进程”(Ferriss 1988:601) 。 第二种是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界定：“社会指数是测量社会幸福，这种测量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和社会状况提供一种当代观点和监督” (McEwin, 1995: 314-315) 。第三种是联合国关于社会指数的界定：“社会指数可以界定为统计数据，一般会影响重要的社会情况，并促进对社会状况和社会演变的评价。”26社会指数主要有失业率、犯罪率、对生活期望的测量、健康状况指数、学校入学率、平均成绩数值（averageachievement scores）、选举投票率以及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这种测量在后来发展为一种将生活作为整体看待，对生活整体满意度的测量）。
1.1 社会指数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关于社会指数运动的缘起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如芬因霍芬（Ruut Veenhoven）等人认为起于美国 1912 年对于学校学生的统计；兰德（Land）认为起于 1920年代美国艺术学术研究会对社会指数的调查；而克利福德（Clifford）等人认为是从社区指数（community indicator）开始。这些观点都是就一个历史节点来界定社会指数运动的兴起，而历史上，举凡一场运动或者一场思潮，都不可能是起止于某一特定的时间，正如我们不能说伟大的文艺复兴突然兴起于 13 世纪的某一天，而忽略了黑暗的中世纪中那些为光明和艺术而存在的灿烂日子。关于这场轰轰烈烈的指数运动，应该看到其发展进程。
......
社会指数研究发展到 1960 年代，内容、规模、主题的发展，使人们开始对社会状况形成体系化的指数研究和分析，不仅对社会政策的制定有了具体的实质性影响，而且开启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状态的思考，开启了社会形态转变的反思。在诺尔（Noll）看来，技术的应用和分析评价的结合，以及指数研究在欧洲社会的兴起，才使社会指数运动真正具有了“运动”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