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论文，本文选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农村部分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的因果识别策略，检验了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对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详细讨论了不同家庭结构对农村低保的政策反应。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20年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产业升级转型和疫情等不确定风险的冲击，动态的贫困脆弱性人口依旧需要高度关注。目前我国的相对贫困问题更为显著，相比绝对贫困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而言，相对贫困更为关注收入、财富和权利分配上的不平等[51]。作为社会救助的核心政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自2007年正式建立以来，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然而，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促进低收入群体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要求逐步提升。2020年8月，我国出台《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3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城乡低保对象、特殊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为重点，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构建综合救助格局”。长期以来，社会救助制度更多强调生存兜底、收入提升、消除绝对贫困，相对忽视了自立发展、治理相对贫困等内容，当前社会救助体系的分类、分层设计仍不明晰，同时部分地区社会救助服务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与健全多层次的社会救助体系还有较大差距[1]，就农村低保政策来看，虽然低保标准相比国际水平依旧偏低，但是低保标准往往绑定了大量其他救助项目[3]，使得其实际待遇远高于低保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低保对象产生了负向激励[4-6]，造成了福利依赖的问题，但是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低保家庭的生活状况还需进一步探究。
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提出推动共同富裕总的思路，其中提到“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政策文件中的低收入群体界定多围绕着低保标准展开，从统计口径上来看，最低收入分组中农村低保救助对象也是重要组成部分[7][8]，因此研究农村低保的政策效应对提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通过差额补助的方式直接向困难家庭转移了收入，缓解他们的流动性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对改善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内容
在了解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本文梳理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与消费支出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确定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否能够提高农村家庭总体消费支出水平？其消费结构会呈现怎么样的变化，哪些消费项目会增加或减少？第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不同家庭结构的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又会有何不同的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收集了相关数据，选用了合适的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总结，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构建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的政策意见。图1-1是本文的技术路线图。具体而言，本文将通过以下几个部分对拟解决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
第一，绪论。本章首先指明本文的研究背景，介绍相关研究内容和方法，说明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最低生活保障和消费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有关最低生活保障的理论基础和经典的消费理论假说，接着回顾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对当前农村低保的研究现状做了简要评述。
第三，农村低保政策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发展沿革。利用《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简述了2007-2021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救助规模、救助对象、救助标准和救助资金的变化情况，并说明目前政策设计存在的不足；结合《中国统计年鉴》的农村数据对2007-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演变历程进行了分析，展现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整体消费变化情况，为评价和改善低收入群体消费情况提供参考。
第二章 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
第一节 概念界定和理论概述
一、概念界定
（一）最低生活保障
现代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对因各种原因陷入生存困境的个体或家庭，给予物质帮扶和社会服务，保障其基本生存并且促进其摆脱困境的制度。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制度建立较早、救助项目较为完备，但是早期社会救助带有强烈的施舍和恩赐色彩，这是由于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贫困是个体懒惰和无能导致的。直至20世纪初，人们才意识到贫困不完全是个人因素造成，在很大程度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产物[9]，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救助制度由此产生。
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公民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三无”人员的五保供养、各类专项救助和临时、应急救助，其中最低生活保障是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叫做收入维持制度，是一项向困难群体直接进行现金转移支付的制度，以保障基本生活为目的，制定科学合理的最低生活标准，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家庭进行差额补助 [1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简称农村低保）自2007年开始在全面普及，是一项专门针对农村家庭而设计的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政策手段。
（二）消费
消费是衡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福利的重要指标[11]，能够直接反映出个体的资源支配能力。家庭消费支出可以反映出家庭经济资源的充裕程度，当家庭的现期收入遭受冲击时，仍可以使用家庭储蓄或资产进行消费，因此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不仅可以反映一个家庭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显示出家庭潜在的经济福利。家庭消费结构是各种消费支出占家庭整体消费支出水平的比重，可以从各方面反馈出家庭生活质量。国际统计局将消费支出分为七个项目类别，分别是：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质上就是一种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UCT)，这种社会救助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外多项研究表明这种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尤其是食品支出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Gertler(2012)考察墨西哥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中发现，现金转移可以通过对生产活动的投资实现消费的长期增长，从而使受益家庭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即使在退出该项目后也能保持这种水平；Miller(2011)对马拉维现金转移支付试点区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发现，该项现金转移支付对马拉维农村贫困家庭食品保障和食品消费多样性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Haushofer(2016)发现肯尼亚农村贫困家庭在接受了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9个月后，家庭月消费从158美元增加到193美元，而且每月转移支付更可能改善家庭的食品消费，而一次性转移支付则更可能用于耐用品消费；Habimana(2021)估计了卢旺达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对直接接受家庭的食品和非食品支出的影响，发现总消费和食品消费都有小幅度增长，但是减少了家庭自产食品消费，而非食品消费无变化；Skoufias(2013)对比了墨西哥南部各州贫穷农村地区的实物和现金转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两者对食品消费具有相同的积极影响力度，但是现金转移支付地区的非食品消费支出较高，而实物转移支付地区的非食品消费支出则无影响；Audrey(2017)发现布基纳法索东部地区贫困农村地区的家庭接受了无条件的定期现金转移支付后，明显增加了关于儿童的支出以及整个家庭的食品和医疗保健支出，来预防儿童营养不良和保障家庭食物和健康。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是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问题，贫困家庭关于下一代活动决策（上学或工作）对家庭未来的收入和消费改善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外也有不少文献更为关注无条件现金支付对儿童营养状况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多项发展中国家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对减少童工现象具有促进作用，从中长期来看是有助于提高儿童入学率和学习成绩，而且研究结果证明接受这些计划的家庭儿童营养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Casco,2022; Renzaho,2019; Churchill,2021等)。
第三章 农村低保政策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发展沿革 .....................14
第一节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发展情况及其存在的不足 .................... 14
第二节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演变历程 ........................ 19
第四章 实证策略 .......................................24
第一节 计量模型........................................ 24
第二节 数据说明.............................. 25
第五章 实证分析 .................................30
第一节 平衡性检验 ................................ 30
第二节 基准结果分析 ................................... 34
第五章 实证分析
第一节 平衡性检验
平衡性检验的作用在于检验协变量取值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而保证为处理组找到合适的控制组。首先，根据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得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