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论文，本文基于 2007-2013 年我国 171 个城市财政支出数据和 2014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探究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劳动力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民生财政支出对劳动力同时存在拉力与阻力，故对其流入概率呈现出“倒 U 型”影响并存在最优规模，但由于拐点值较高，当前我国各城市的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对劳动力的流入主要呈现拉力作用；不同类别的民生财政支出对劳动力的作用不同，其中教育支出的吸引力最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次之，医疗卫生支出最弱。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一直以来，我国经济依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而快速增长，地方政府的竞争也多集中在物质资本的争夺。随着我国经济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式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率的升高和生育意愿的下降，人口红利日渐消失的同时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以往仅依靠招商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维持。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力资本成为了突破发展瓶颈、提高竞争优势的关键，对人力资本的竞争也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现象。早期的人力资本竞争主要是针对高层次人才，如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国家万人计划等，覆盖面较小。2016 年，中央颁布《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对我国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作出明确的规定与安排。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与集聚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吸引人才的加入，由此引发了激烈的“抢人大战”。
为吸引人才，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越来越低，符合年龄条件的本科生可直接落户。部分城市不仅对引进的人才进行直接落户政策，甚至对其直系亲属也开放落户。如北京对引进人才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实行直接落户，上海提出“高峰人才及其家属、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以直接办理本市户籍”，武汉更是提出要实施“门槛最低、手续最简、机制最活”的户籍模式。住房保障也是各城市吸引人才的主要手段。其中南京自 2016 年发布《南京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公租房货币化保障的通知》后，2017 年推行《南京市人才安居办法（试行）》，2018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安居工作的实施意见》，2019 年又出台《南京市人才安居精准服务实施细则》，连续四年发文足可见其重视程度，此外的长沙、成都、济南、昆山、郑州等也都相继出台关于人才安居的政策。也有许多城市直接提供购房补贴，其中广州购房补贴的最高金额为 1000 万元，深圳为 600 万元，佛山、南京、宁波则分别为 400、300、300 万元，为兼顾无购房意愿的人才，城市也有人才公寓、租房补贴等各项措施。除此之外，也有众多城市直接对人才发放就业安家资助。威海对博士、硕士、本科生提供标准为每人每月 5000 元、2000 元、1000 元的工作津贴，杭州于 2019 年 8 月发布《关于暂缓受理部分毕业生生活补贴申请的公告》，对应届毕业生的生活补贴由原来的硕士毕业生 2 万、博士毕业生 3 万分别调整为本科毕业生 1 万、硕士毕业生 3 万、博士毕业生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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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是基于我国市级层面的民生财政支出与劳动力区位选择之间的作用关系展开细致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大致思路如下：
文献与研究方法整理→总结典型事实、收集数据并创建所需数据库→分析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内在机理→以民生财政支出数据与劳动力区位选择为依据构建条件 logit 模型→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对理论机制进行识别检验→分析财政支出优化的潜在路径→提出一系列有关政府民生支出、吸引人才的政策建议。图 1-1 为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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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界定
“民生”作为一种中国式表达，是我国语境中特有的词汇，与国外研究中的“welfare”、“social spending”含义较为相近，但不完全相同。民生是当今我国社会各界都普遍且重点关注的公共性问题。近些年来有关民生问题的学术研究逐渐增多，关于民生财政支出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生财政等同于公共财政，因而民生财政支出就是公共财政支出。贾康、梁季和张立承（2011）提出我国的公共财政其实就是民生财政，把公共财政支出中的一部分列出来作为民生支出而将剩余部分称为“非民生支出”会造成混乱，因为所有的财政支出其实都是为了民生。张馨（2009）的看法也与之类似。第二种观点则是将民生财政与公共财政进行了区分，认为民生财政是公共财政的某一个特殊阶段或者组成部分。例如邓力平（2013）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发展支出和民生支出两大范畴，并认为民生支出主要指的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的相关支出。也有学者将前一种观点称为广义的财政民生支出，而将后者称为狭义的民生支出（闫婷，2019）。
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实证层面，因此不少文献直接从具体的支出项目类别对民生财政支出给出界定。例如曾明和任昌裕（2012）定义就业、三农、社保、教育、医疗五方面为主要民生项目支出。又由于实证研究时常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所以更多基于省级及以下单位的研究则定义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为财政民生支出的主要内容（许安拓，刘旭硕，2017；梁媛，2017；李普亮、贾卫丽和于法稳，2018）。马海涛和和立道（2010）则是将民生财政支出项目进行了细致的层级划分，认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等是当前中国民生最密切的问题，高等教育（包括知识、技能培训即教育）、计划生育次之，第三层级为文化、体育、传媒，第四层级为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最顶层为社会管理，并提出财政对民生保障的最根本目标是在社会公平正义的情况下促进每一个成员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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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
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的文献中，个体效用被认为是劳动力迁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个体效用受到地区条件、收入水平、个人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在理论研究层面，传统有关劳动力迁移的研究多是围绕推拉理论展开。推拉理论最早起源于 Ravenstein（1885），其认为提高生产生活条件、追求经济利益是导致劳动力迁移的最主要原因。Lee（1966）则首次提出较为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迁移选择除了受到流出地和流入地条件的影响，还要考虑个人因素和中间障碍因素，即“迁移四因素”模型，并指出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可能同时存在于流出地和流入地之中。其中个人因素是指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中间障碍是指迁移距离、制度安排、物质障碍、语言文化差异等相关因素。Bagne（1969）进一步阐述了该理论，提出流入地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因素为拉力，流出地的不利条件为推力，人口的流动就由这两种力量综合决定。随后的理论研究则更为多样化。Todaro（1969）就经济变量如何影响欠发达国家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建立一个描述性分析模型，认为迁入后工作机会和预期收入是欠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决定因素。Krugman（1991）通过模型推导发现，劳动力更趋向于从“边缘地区”向商品更加多样化、工资水平更高和就业机会更多的中心地区聚集。
与之相对应，实证研究方面，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在应用推拉力模型的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发展，进一步研究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房价、环境质量、幸福指数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Kaivan，2003；David，Oguledo and Davis，2010；Chen，2015）。也有部分研究通过劳动力迁移的聚集趋势判断其中的影响因素，例如 Moretti（2004）提出，由于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使得技能匹配更加容易，所以劳动力总是趋于流入人口密集的地区，Fu and Liao（2012）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内文献中也不乏对地区间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采用了省市级面板数据。杨云彦等（2003）基于 1985-1990 年的我国省级劳动力迁移状况，认为劳动力的迁移与收入或就业等经济变量显著相关。朱传耿等（2001）对我国人口流动的拉力要素进行分析时认为，流动人口规模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投资状况的拉力，而与社会发展要素、消费要素无显著相关。段成荣（2001）发现省际社会和经济指标对人口迁移的迁入地选择有显著的影响，而王桂新和刘建波（2007）通过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迁移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佟新华等（2014）则认为促使劳动力流动最主要的因素是地区间实际收入的差异，流动距离、各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等流动成本对劳动力的流动也影响显著。武优勐、毛中根和朱雨可（2019）基于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得出城市消费集聚对劳动力流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作用具有门槛效应。此类采用宏观数据进行的研究不利于考察个人因素在迁移选择中的作用，因而逐渐有学者开始结合微观调查数据或者普查数据进行分析。例如张海峰等（2019）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 115 个城市生态健康指数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市生态健康显著促进劳动力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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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典型事实及理论机制分析 ........................ 14
第一节 典型事实 .......................... 14
第二节 理论机制分析 ............................ 16
第四章 实证策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