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政论文研究，本文在结合我国实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前提下，梳理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模式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官员在“仁慈的政府”和“经济人”的双重身份下的最优举债行为，模型发现在标尺竞争模式下，本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仅会受到本地区发展的影响，也会受到邻近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在理论上证明了地区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地区间的竞争行为会造成地方财政支出规模扩张，在财政收入相对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张。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促进经济快速复苏，中国政府于 2008 年 11 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计算十项措施约总投资人民币 4 万亿元。虽然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措施强有力地遏制了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低迷，但是发达国家并不能够像我国一样快速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电气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还没有出现可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技术变革，在当下全球经济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停滞阶段。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受到这种国际影响后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阶段。“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还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在“新常态”时期政府对于经济的引领作用愈发突出，同时带来的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的不断增大。
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对应的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受到经济“新常态”的影响税收也面临“新常态”问题。税收新常态主要体现为税收收入从高速增长向稳定增长转变，这种财政收支不匹配势必带来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众所周知，政府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其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地区的税收收入和收费收入，另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收入也是重要补充。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关注政府债务问题的必要性。
第一，国债余额与财政赤字的协同发展趋势。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政府不需要大规模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转，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保持在相对平稳的较低水平上。一旦遭遇促使经济大规模下行的事件时，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之下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同时财政收入水平不变甚至会略有下滑，因此财政赤字就不可避免的大规模上涨。如图 1 所示，我国财政赤字数额在 2008 年以后有着显著大幅度增加，同时国债余额也保持了相同的增长趋势。
第二，在国债存量大幅度上涨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较为复杂，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法律上就有界定不足和尚待完善的地方。其次，2014 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出台之前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发债的，但多位学者的研究证实地方政府负债一直存在（刘尚希,赵全厚,2002;顾建光，2006）,这种以隐性债务形式存在的地方政府债务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监管不足和规模不可控。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手段受限制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来进行债务融资 ，而这种方式融资模式又由于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很难进行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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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债务融资是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政府债务问题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密不可分，因此进行文献梳理时本文认为应从地方政府的性质和政府间关系着手，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竞争的文献梳理。
（一）央地政府的纵向竞争
对中央和地政府间纵向竞争的关系进行系统介绍的理论被成为财政联邦理论（Fiscal Federalism），Oates（2005）总结了财政联邦主义的发展进程。他认为公共经济学着重于解决由于大量公共品存在而导致的市场经济“失败”的问题。而在公共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保护人会寻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不论是因为政府是仁善的，或是更加现实的是由于民主体制下的投票选举的压力。在多层级政府结构中，每一级政府都希望最大化其各自选区的社会福利，财税分权制度无疑为下级政府提供了更大机会。
公共选择理论为财政联邦主义进行了补充，Niskanen 提出政府寻求预算最大化，这种预算最大化也可以被视为权力和影响力的最大化。Brennan and Buchanan (1980)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理论，指出政府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最大化财政收入来进行规模扩张的巨大统一体。这种观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财税分权可以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扩张行为起到有效约束。如此看来，政府竞争似乎在对于抑制政府规模扩张方面起到了好的作用，但是政府竞争行为也可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Kornai（1979，1980）最早使用“预算软约束”来描述政府为其控制的国有公司的经营失利买单的行为。随后这个概念被广泛用于描述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救济”行为。
Oates 在其 1999 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作为公共财政的一个分支，财政联邦制解决的是公共部门的纵向结构问题。Tiebout 理论通常被认为是关于财政分权的经典理论，在他 1956 年发表的文章中构建了一个居民可以通过“以足投票”的方式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模型，模型的结论表明相比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公共品。更多学者对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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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
第一节 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
一、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又叫地方公债，一般简称为地方债，是公共债务的一种。公共债务（public debts）是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在向国内外筹措资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此时国家或政府成为了债务人，以自身信用作为担保，以发行债券或者直接借款的方式进行融资的行为①。公共债务的进一步细分是以发债主体为基础的，发债主体为中央政府的债券是中央政府债亦称国债；发债主体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即为地方政府债。需要注意的是，公债作为债券的一种，标记的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作为发债主体的债务人要在约定的还款时间将本金和利息以事先约定好的方式全部还给债权人。
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构成比较复杂，在 2015 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②”。因此从法律层面来说 2015年之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并不是由地方政府举借的，而是通过中央政府举借再转贷给地方政府的方式存在。因此 2015 年之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存在形式从性质上可以分为：显性负债、隐性负债和地方或有负债。其中隐性负债包括但不限于，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存在的负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形成的负债和国有企业的负债等。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包括地方政府担保的其他主体发行的债务。总结起来，隐性债务就是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偿付责任的债务，而或有债务为地方政府可能需要承担偿付责任的债务。
而从融资方式上可以将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划分为地方政府贷款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融资平台贷款和债券收入等，其中地方政府债券既包括中央政府转贷债券、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也包括债券发行试点省份自行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融资平台贷款主要包括银行信贷和城投债。城投债即城市投资债，是地方政府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通过设立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以银行借贷和市场化发行债券的方式获得资金，转而投入到地方项目的建设中，在我国又被喻为“准市政债”（涂盈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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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文涉及的相关理论
一、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源自于契约理论，理论的研究重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由于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有效激励问题。委托代理人理论的基本前提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都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行动。同时另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相比起委托人代理人更清楚自己的努力程度且拥有更多信息，因此就会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努力而不是为委托人效用最大化而努力。委托代理理论又可以通过参与人数量以及所执行的任务数量进一步细分，总体说来比较常见的是传统的双边委托代理，在这种传统模式下参与人是委托代理双方且执行的是单一任务。进一步地，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和执行任务规模的扩大又出现了，多代理人、共同代理和多任务代理形式。
多代理人理论中由于有多个代理人完成同一项任务，因此代理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委托人仍然不能够获得代理人的全部信息，但是可以可以在多个代理人之间进行对比从而获得比单一代理人时更多的信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就构成了这种多代理人关系，其中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进行国家治理的任务。
如前文所说，地方政府官员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目标不一致问题。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央政府作为“顶层设计”的制定者一直把控着国家发展前进的大方向，为全社会的整体福利负责，因此中央政府被认为是“仁慈的政府”。因此，其效用函数主要由两方面构成：首先是经济发展目标，良好的经济发展是国家进步、民族富强和人民生活幸福的基础，只有国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维持国家稳定，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民族复兴。其次是社会福利目标，社会福利关乎社会公平与效率，它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可以直接影响公民的道德水平，进一步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