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从反映公司经营成效的盈余公告事件出发，借助股价能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和行业内的公司之间存在同类信息溢出效应的规律，从行业内企业的联系和积极信号传递的视角检验和认识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下，企业和政府是非市场协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政策有着悠久的历史。（Chang，200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东亚和拉美国家、地区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纷纷推出了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取得了不同的效果（Chang，2006；De和García-Zúñiga，2014；Johnson，1982；Primi和Peres，2009）。然而，学术界并未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达成一致意见（Aiginger和Rodrik，2020；Harrison和Rodríguez-Clare，2010；Owen，2012；Rodrik，2009）。支持者们认为，产业政策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保护本国新兴产业的成长、弥补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劣势、助推技术变革和产业集聚（Nunn和Trefler，2010；Stiglitz等，2013）；反对者们则认为，与市场相比，政府存在信息劣势，由于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们不具备筛选信息和有效决策的能力，直接干预的行政行为反而会削弱市场竞争、不利于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江飞涛和李晓萍；2015）；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激励机制扭曲（Howell，2018）、腐败和寻租问题（Ades和Tella，1997；Krueger，1990），阻碍预期效果的实现。
理论探讨与经验证据间的鸿沟是评估产业政策效果的巨大挑战(Harrison和Rodriguez-Clare，2010)，不仅在于真实世界几乎无法提供“反事实分析”的条件，即如何证明现有的发展成果只能在推行了产业政策的条件下实现（Pack和Saggi，2006）；还在于诸多无法观测的因素（如政府能力、市场不完善程度、政治家的福利目标等）会共同影响产业政策的经济效益，而模糊政策本身的直接作用（Rodrik，2012）。因此，寻找兼顾针对性和适应性的评估方法，不断加深对产业政策效益效果的认识，是长期以来的重要议题（Lane，2020）。
第二节 研究发现与研究创新
本文主要对“产业政策与盈余公告信息溢出的关系”“扶持力度与受惠行业信息传递的程度”和“产业发展与龙头企业领先示范的特征”展开了讨论，分别从行业内公司信息溢出、新兴市场特殊制度背景和政策信号与信息传递的视角理解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同类公司的信息溢出和大陆市场的盈余公告。
围绕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同类公司的信息溢出和大陆市场的盈余公告，本文对三个研究问题展开了讨论，一是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公司盈余公告的信息溢出效应？二是这一影响是否会因为政策扶持力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三是在产业政策影响不容忽视的新兴市场背景下，传递政府扶持和产业发展信号的龙头企业带有哪一类特征？由于在设计层面上，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和倾向性，在检验其实施效果时也应考虑市场对公司不同类型信号的反应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当公告企业报告好消息时产业政策对公司盈余公告信息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比较这一影响在受支持与不受支持行业中程度的不同和其在受重点支持与非重点支持行业中水平的差异，认识和评估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告企业报告好消息时，因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面临着更为一致的外部环境，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职能互为补充，政策扶持信号的传递指向积极向好的行业发展前景，所以与未受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相比，受支持行业内的同向信息溢出效应更强；进一步地，在所有受支持的行业之中，因为不同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并非别无二致，获得的政策态度和扶持倾向也因此各不相同，在产业政策真实影响公司盈余公告信息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受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内同向信息溢出效应更强；最后，因为从行业的发展目标来看，参与国际而非国内市场的竞争才是大多数受到国家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努力方向，同时新兴市场中不少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成熟市场中的同类标的相比仍有差距，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而非规模或市场份额才是决定企业是否为传递政府扶持和产业发展信号龙头企业的关键，行业内主营业务收入中国外收入占比更高而非规模或市场份额更大的公司才会为受支持行业带来更强的同向信息溢出效应。
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 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
理论上，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是产业政策干预经济的基本依据（Hausman和Rodrik，2003；Page和Tarp，2017）。因为于尝试创新的企业而言，无论该类活动的结果如何，其都需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中进行不可收回的投资；而于与该类活动有着潜在关联的其它企业而言，不论该类活动的成功与否，其都可以获得有益的外溢信息，或帮助它们减少无谓的冒险，或启发它们调整未来的方向（顾昕和张建君，2014；Emran和Stiglitz，2009；Hausmann和Rodrik，2003）。这种不确定性和外部性使得创新企业既需要承受失败的风险，又不能独享成功的收益，不利于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发挥（Peres和Primi，2009）。此时，来自政府的补助等各类政策支持可以帮助企业弥补损失（Greenwald和Stiglitz，2013），缓解关联企业内的“搭便车”和“不作为”问题，带动整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技术升级（周叔莲等，2008；Okuno-Fujiwara，1988；Pack和Westphal，1986；Rodrik，1996）。
在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资本逐利的基本规律（Biddle等，2001）将使存在规模经济的产业部门出现不完全竞争和垄断激励。当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就相同的产业展开角逐时，来自相对弱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常常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此时，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保护本土企业在本土市场的竞争力（张鹏飞和徐朝阳，2007；Brander和Spencer，1983；Brander和Spencer，1985），维持国家关键产业的稳定和安全状态（杨蕙馨和张圣平，1993）。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还有助于协调和缓解后发优势下的“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林毅夫等，2010），弥补资本市场暂不完善形势下的企业融资困难问题（Chen等，2017；Warwick，2013）。
第二节 同类公司的信息溢出
一家企业的信息公告会包含有助于分析其所有相关联企业未来发展的市场（Ball等，2009）、行业（Clinch和Sinclair，1987；Firth，1976；Foster，1981；Freeman & Tse，1992）、供应链（Hertzel等，2008；Olsen和Dietrich，1985；Pandit等，2011）等层面信息，不仅会影响公司自身的股价，也会对所有相关联公司的股价产生影响（Schipper，1990）。这种信息传递既会影响投资者预期（Gleason等，2008；Lambert等，2007），也会影响同类未公告企业的行为（Desir，2012）。
当公告公司与未公告公司之间的经济关联度较高时，前者的盈余公告是投资者们对后者估值的重要信息来源。如，在同一行业内，由于各企业受到相同或相似经济推力的影响，公告公司的盈余信息可以反映行业内相同（似）的需求与供给等信号、风险和机遇等前景，以缓解同行业内财务报告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Brochet和Lerman，2018；Firth，1976；Foster，1981；Shroff等，2017）。这一现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Alves等，2009；Bergsma和Tayal，2020；Dong和Young，2021；Firth，1996；Wang，2014；Yip和Young，2012），也通过了更换估计方法的检验（Baginski，1987；Han和Wild，1990；Pownall和Waymire，1989）。就公司特征而言，当企业间的业务链相似度更高（Foster，1981）、盈余（Freeman & Tse，1992）和现金流（Xu等，2006）关联度更高、战略相似度更高（Schneible，2016）、公告企业的规模更大（Asthana和Mishra，2001；Han和Wild，2000）、信息透明度更高（Wang，2014；Yip和Young，2012；Yu等，2017）、附带的文字解释将利好（空）消息归功（咎）于外部要素（Cazier等，2020）时，该类信息传递的程度更深；从行业特征来看，当行业内企业的同质性更高（Frost，1995）、行业集中度更低（Erwin和Miller，1998；Gleason等，2008）时，同向的信息溢出效应也会更强。不过，反映行业共性的同向信息溢出（即“传染效应”）可能与由竞争关系引起的反向溢出（即“竞争效应”）相抵，互为竞争对手公司间的反向信息溢出也可能与非竞争关系的同向溢出相消，共同导致行业内整体信息传递在程度和方向上的模糊（Kim等，2008；Koo等，2017）。与行业内信息传递类似地，在同一供应链条中，关联企业的盈余信息也可以为投资者们提供有关分析标的未来收入、现金流的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等信息（Eshleman和Guo，2014；Hertzel等，2008；Olsen和Dietrich，1985；Pandit等，2011），表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