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以我国2014年——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探索了企业金融化与舞弊之间的关系，讨论了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金融化和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检验了信息不对称在金融化与舞弊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企业由于获利能力危机纷纷将投资目光转向金融行业，这促使了金融化概念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实体企业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构成了企业金融化的前提：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完善，企业因而能够通过各类金融投资获取超额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人力成本增加、创新能力欠缺以及日益恶劣的竞争环境等问题，实体企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滑，而2020年以来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在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体企业出于利润追逐的动机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向金融活动。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显示，我国大量实体企业正面临着过度金融化的问题。从利润来源来看，中芯国际2020年全年利润总额大约为45个亿，而与金融活动相关的收益占了其中的半壁江山：利息收入大约有12个亿，由长期股权投资和理财产品带来的投资收益大约为7个亿，各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约为3个亿；利欧股份2020年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59个亿，而当年的利润总额仅63个亿。从资产占比来看，养元饮品2020年末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价值约为102个亿，而当年公司净资产总额的账面价值仅为118个亿，理财产品占净资产的86%；金山办公2020年末净资产总额约69亿，而投资的理财产品的余额高达66亿，占净资产的96%。此外，近几年来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火热吸引了许多实体企业涉足该行业，如广汇物流2020年投资性房地产余额52亿，占公司净资产73%；步步高2020年投资性房地产余额66亿，占公司净资产87%。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问题自从诞生以来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目前学者大多聚焦于金融化所产生的的经济后果，却较少关注金融化对企业财务行为可能存在的影响。以往文献陆续证实了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造成企业过度负债，加剧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加剧企业的代理问题，加大企业业务的复杂程度，增大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以上因素与企业是否会实施财务舞弊密切相关，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相关文献对金融化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因此本文尝试立足企业财务行为，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所带来的影响，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拓宽了金融化后果的研究道路，加深了人们对于金融化的认识。
目前为止关于企业舞弊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但相关研究主要局限于内部控制、管理层特征、董事会特征、企业文化、内部治理结构等因素，却鲜有文献将企业金融化水平作为舞弊的影响因素。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当前企业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财务舞弊的影响，丰富了舞弊领域的相关研究。通过探讨企业金融化对财务舞弊的影响机制，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2.2.实际意义
在经济实践中，各类舞弊问题层出不穷，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纵观以往的舞弊案例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企业舞弊手法各有特征。正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各个时期的舞弊手法与该时期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舞弊影响因素也需要与时俱进。本文在企业金融化日益普遍的大背景下，不但通过实证分析阐明了金融化与企业舞弊之间的关系，还探讨了金融化对于舞弊行为的影响机制，对新环境下企业如何完善内部控制和防治舞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
2.1.1金融化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
自从金融化概念的诞生以来，国内外相关学者便对金融化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展开了全面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发现以下各类因素均会导致企业金融化：1.对冲风险。Gordon等（1995）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企业增持金融资产是出于风险管理的目的，企业通过持有一定金融资产可以降低风险敞口和减缓资金流波动，这一观点也为之后的蓄水池理论提供了支持；2.实业投资的获利能力危机。G,Krippner（2005）认为上世纪70年代劳工成本的不断上升及国际竞争压力的日益增强使得美国实体企业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进而导致了资本被从生产领域抽走转向金融市场，该观点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并获得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J.Crotty,2003；O.Orhangazi，2007）。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与国外主流观点类似，认为非金融企业预期盈利的弱化会加强其对于金融资产的投资（谢家智,江源和王文涛2014）；3.来自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的压力。W.Lazonick＆O.Sullivan（2002）提出现代企业的一系列制度变化使得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在企业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在该观念的驱使下，企业高管是为了更高股价而不是社会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奋斗（蔡明荣和任世驰，2014），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资本运作而非实体投资来获利。邓超等（2017）通过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的增强会促进金融化程度的加深；4.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杜勇,谢瑾和陈建英（2019）对实体企业CEO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水平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背景一方面会提升CEO对于金融投资的自信程度，另一方面会为企业提供更多筹资渠道、缓解融资约束，因而会促进企业的金融投资活动，加大企业金融化水平；5.内部控制的薄弱。王瑶和黄贤环（2020）在对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考察之后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效应，而薄弱的内部控制则更可能诱发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
2.2企业舞弊的相关研究
2.2.1企业舞弊的动因研究
舞弊的动因是促使舞弊发生的源头，是导致舞弊的第一因素，因此舞弊动因是所有舞弊相关研究无法忽视的问题，也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过去的研究中诞生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LawrenceB·Sawyer就指出了“需要”、“机会”、“合乎情理”是导致舞弊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为舞弊三角理论的问世打下了基础。此后W.Steve Albrecht（1995）将三个舞弊条件归纳为压力、机会和借口三个要素，舞弊三角形理论由此诞生。作为舞弊动因的经典理论，舞弊三角理论对诱导舞弊的动因作出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在后续研究中不断得到检验，因此本文将围绕该理论所提出三个要素对舞弊动因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舞弊三角理论中的压力通常是指舞弊发生的动机，而企业舞弊可以理解为由企业不良的行为动机在外部特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不正当的会计行为（2015，范海敏），因此舞弊动机的研究是舞弊相关研究的前提。从舞弊主体上看，企业舞弊包含了管理层舞弊和员工舞弊，由于不同主体之间舞弊动机差异巨大，因此以往学者在研究舞弊动因时通常会对管理层舞弊和员工舞弊进行区分。王瑞雪和乔瑞红（201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舞弊动因及特征展开研究，发现舞弊企业多为处于上市阶段的企业和营业状况为亏损的企业，进而指出管理层的舞弊动机主要源于使企业符合上市资格以及避免企业被证监会ST、PT。其次，现代公司理论指出让管理者参与分享剩余收益能够大幅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因而企业管理层的薪酬制度往往将企业绩效与管理者薪酬进行捆绑，导致管理者操纵利润的舞弊动机变得异常强烈，如黄妍（2016）发现高管会为了获取更高报酬和个人晋升实施舞弊行为。丁友刚和郝玉芹（2004）在研究舞弊动因时指出员工舞弊的首要动因是贪婪。常见的员工舞弊的类型包括侵占资产、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等，这些舞弊皆源于员工的贪婪。此外，对工作的不满和财务困难是员工舞弊的另外两大重要动因。范海敏（2015）则基于舞弊的具体需求，从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纳税需求、政治需求四个方面对企业舞弊动机进行了梳理。
第三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19
3.1相关概念................................19
3.1.1金融化.................................19
3.1.2企业舞弊..........................19
第四章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23
4.1企业金融化与舞弊..............................23
4.2内部控制对金融化诱致舞弊的影响........................26
第五章研究设计.................................28
5.1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28
5.2变量定义................................28
第六章实证分析
6.1描述性统计
表6.1为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其中企业舞弊（Fraud）和审计师（Big4）为虚拟变量，其均值、中位数、最大值和最小值不具备实际意义。金融化程度（Fin）的均值为0.294，说明研究样本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平均比例高达近30%，作为非金融企业，样本企业具有较高的金融化程度，金融化程度（Fin）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高达0.999，说明不同企业之间金融化程度差异巨大。其次，从金融化增量（dFin）的相关指标可以看出虽然部分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但大多数企业金融化水平仍在不断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