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一
第 1 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进行，各个行业的改革也逐步进入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许多改革措施触碰到了各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要想改革能够顺利、稳定的进行就要做到改革有理有据，有条不紊，就必须深入分析当前状况，找到矛盾的关键所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尤其如此。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进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一方面简政放权，弱化管制，给予企业相对较大的自由度，但另一方面相应行业监管体制还并不完善，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利益日益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国家公共财产，其中吸引公众目光最多、受到舆论抨击最多的就是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这是部门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冲突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各个领域对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批评和议论更是不绝于耳。2008 年，随着平安保险、国泰君安等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被相继披露，国内对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问题的关注也陡然提升，但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2013 年也可谓是多事之秋，中石油、中移动奢靡腐败的案件也相继被披露，非法挪用国有资产，利用自身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并获取超高薪酬，种种腐败事件的相继披露，使得公众又将再一次将目光聚集到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问题上。长此以往，如果不能将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超额薪酬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社会分配不均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会日益尖锐，甚至会成为阻碍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继续向前进行的一块难啃的“骨头”。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薪酬契约制度是有效解决超额薪酬的关键，也是薪酬改革过程中需首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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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在国内近些年关于国有企业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的问题时只是对国有企业的整体进行分析，运用控制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激励理论等对高管的权力、业绩、薪酬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总结得出各个变量对高管薪酬的作用，但鲜少有研究按照国企的类型进行区分与细化，深入不同类型企业或不同行业中对高管薪酬进行深入细致、差别化的研究，因此，以往对高管薪酬的研究并没有较强的针对性，对高管薪酬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实现专业化管理的现实指导意义并不强。而本文的研究意义就在于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的是有针对性的研究，以国资委提出的“竞争型国有企业”和“公益型国有企业”分别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在以往研究中泛泛提出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在将国有企业区分为“公益型”和“竞争型”后是否依然存在，以及相应的分析结果是否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由于公益型国企更多的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有时需要承担政策性亏损，因此业绩目标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国资委在制定这种类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时是否会弱化甚至是完全不考虑企业的业绩，业绩与薪酬是否仍然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针对全部国有企业泛泛而谈的高管薪酬激励理论对公益型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合适和有效，在竞争型国企中，业绩对薪酬的影响是否与公益型国企有所不同，一系列有关于企业业绩对高管薪酬影响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较为特殊，国有企业必然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企高管，有的是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有的是由国资委直接委派，因此具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在企业中可能拥有较强的影响力，企业高管很容易通过这种权力来为自身谋求利益，如高管薪酬，同时，在国家公职人员薪酬制度和体系也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高管可能在享受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待遇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国家公职人员的一些隐形福利待遇，因此，对高管的政治背景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也显得尤为必要并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往学者也在这个方面做了许多研究，但本篇文章是在划分公益型国企与竞争型国企的背景下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分别讨论在不同类型的国企中，政治背景对薪酬的影响是否同样具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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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高管政治背景与高管薪酬的关系
关于高管政治背景问题的研究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Krueger 的研究，他在研究中首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企业家可以通过与政府机构建立密切良好的关系来获取巨大的收益，到了 20 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对政治背景的研究开始深入，分析角度也更为多元化，但目前理论领域对于高管政治背景的概念还并未形成统一的表达与界定，在目前的研究下，政治背景有时也被称为政治关联，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与政府当局形成的密切的联系，政治关联现象，尤其是国企的政治关联现象在全球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在一些产权意识较差的国家这种现象则更为显著。国外学者对于高管政治背景的分析内容大致分为几个方面：Robert （1990）在研究中将高管政治背景定义为公司的注册地与政府官员的生活地相同，另一方面，他也对在议员参选时企业为其提供参选基金的行为作为能够建立政治背景的一种手段，这样的定义形式后来也被一些研究所采用，但是也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政治捐献可能仅仅代表的是企业的一种政治偏好而非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密切联系；Fisman（2001）对政治背景的研究中将其界定为高管是否与政府官员存在密切联系，这种“密切联系”主要是指那些能够对公司的经济和财务政策有重大影响的股东以及其他人事与政府官员存在着私人的社会关系或与政治集团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但是，由于这种定义较为模糊，并且信息较为隐秘，不容易搜集，因此在研究中并没有被广泛使用；Bertrand（2004）对法国公司的政治背景进行研究时认为如果公司高管过去或者现在在政府任职，就认为高管具备政治背景；Adhikarietal 和Bushmanetal（2006）则认为应该以企业是否持有国有成分以及所持国有成分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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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
西方国家对业绩与薪酬关系的分析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最早关注两者关系的文章是 Taussings 和 Baker 在 1925 发表的，然而此时相关类型的研究还并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直到 20 世纪后期，相关的研究才逐步发展起来。欧美国家的一些研究都是以股东财富增加值作为标准来评价公司的业绩，进而分析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变化的反应程度，特别是当公司的业绩下滑时，高管薪酬会做出什么样的变化和反应，但目前为止，薪酬究竟和业绩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学术界还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目前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研究结果显示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显著相关，如 Mengistae 和 Xu（2004）在对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两者的关系展开分析时就选取了 400 家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该项分析结果表明薪酬对业绩的变化的确是会有较大的反应，特别是对于业绩的下滑做出的反应更为灵敏；Murphy（1999）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他引入了行业变量和企业规模变量，通过一系列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薪酬能否对业绩的变化做出较为灵敏的反应是与企业所处的行业以及企业自身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高管薪酬与业绩的相关回归系数是逐年递增的，也就是说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可能是从不相关或者弱相关逐步发展到较强的相关关系；而另一种研究结果显示薪酬和业绩的关系并不显著，如 Tosi（1998）的分析结果就表明公司经营业绩对薪酬的作用很小，同时，Jensen 和Murphy 用福布斯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研究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研究发现薪酬并不会伴随业绩的改变发生明显变化，他们认为薪酬与业绩高度不相关，并由此推断出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过低以至于并不能够对高管产生有效激励的结论。两种关于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不同观点出现的原因在于高管的市场薪酬契约机制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薪酬契约机制成立之初还并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高，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或者说并不显著，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能力的提高，相关的薪酬激励机制也在不断改善，薪酬对业绩的敏感性也在不断加强，同时受到属性特征影响形成的行业独特性、受国家制度影响形成企业不同的生存环境等因素也会造成薪酬业绩敏感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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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12
3.1 委托代理理论........ 12
3.2 最优契约理论........ 13
3.3 激励理论......... 14
3.4 企业类型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假设....16
第 4 章 实证研究设计..... 21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21
4.2 变量设计与说明.... 21
4.3 实证模型的构建.... 22
第 5 章 实证结果分析..... 24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24
5.2 相关分析......... 26
5.3 回归分析......... 28
第 5 章 实证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我国所有 A 股上市国有企业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表 5.1 可知，从我国全部的国有企业的角度看，高管薪酬自然对数的最大值为 16.3275，最小值为 10.6987，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高管政治背景的平均值是 0.3860，由此可以推断，在国有企业中，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数量远远小于不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数量；企业业绩的最大值为 22.9665，最小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