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在职博士毕业论文，笔者认为先锋精神是一种前卫意识，是一种超前的眼光以及在此意识支配下而进行的革新行动。这不仅需要前卫意识，同样需要勇气和胆魄。纵观历史的发展，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革命和还是微观层面的各领域的革新进步都是在这种先锋精神推动下完成的，其动力皆源自于这样一种先锋精神，具备了这种精神和信仰，才有可能产生实际的“革命”动力和行动，才有可能带来创新发展，甚至改朝换代。
第一章 先锋文学批评诞生的时代语境
第一节 1980 年代的政治语境
首先有必要对“1980 年代”做出限定和说明。从通常意义上来讲，1980 年代所指代的应该是 1980-1989 这十年的历史时段。正如我们现今常用的“70 后”“80 后”的概念，也是用的这种分期方法，这是一种基于时间顺序自然推演的归纳方法。但在本文的研究中，基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学史的特殊情况，将 1980年代这一概念设定的开始时间要早于 1980 年，要从 1978 年开始算起。因为这一年有一个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全方位深远影响的重要政治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文学有自身的运转体系和独立性，但作为社会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文学的变化与政治的变动关系紧密，尤其是在历史的车轮刚刚走出“文革”十年泥潭的情势下，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要更为深刻。这种特殊的划分方式，在目前的文学史研究中也基本是一种共识性的看法。比如程光炜也认为，“对‘80 年代’，我个人倾向于把时间界定在1978 年到 1989年这十年。当然也可以稍微放宽一点，把 1992 年当做终结点。理由是，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了‘80年代’的开始；而 1989 年，则意味着这一理想浪漫化的历史时期的终结，不过它真正的收尾还是 1992 年的‘南巡’。”[4]程光炜将 1978-1992 这一历史时段认定为“80 年代”，其依据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在政治上具有政策上的连续性，文学自身在发展状态上也基本保持了相同的节奏。本文将 1980 年代的开始时间限定于 1978 年，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从这一年开始，上层政治开始了大幅度的重心调整和政策转向，随之而来，这种社会全方位的变动也逐步渗入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引发了当代文学批评一次较为深远的、带有根本性特征的变革。
纵观中国文学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暧昧地纠缠在一起，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紧密程度不同，但相互之间的渗透与影响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社会历史以及文学自身的进程。从古代的“学而优则仕”，文学作为通向政治庙宇和上层社会的进身之阶，到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等文人知识分子发起的维新运动，寓政治理想、文学理想于社会革新运动，可视为一种传统，具有一脉相承之性，其间蕴含着复杂的文学-政治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体现着文人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与情怀，拉近了文学与政治的距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文人知识分子“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自身的面貌和发展进程。这种关系长期存续的一种结果便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时刻，都能看到文人知识分子的身影，虽然有时光彩照人，有时不免令人黯然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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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1980 年代的文学语境
“文革”十年，是文学被冰冻的十年。这体现在：一大批文学机构停止运转，一大批文学期刊停刊，一大批作家停笔。这种状况给当代文学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文革”结束后，在党的新国家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引领之下，政治语境发生了大的转变，文学语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文革”中被迫停止运转的文学机构和文学刊物重新恢复，它们犹如文学肌体的骨骼，慢慢激发出文学的活力，这些主要文学阵地的重建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二是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一轮高潮，一大批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内，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冲击了僵化的思维和挂念，引发了创作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大变革。这种新的文学语境，是 1980 年代文学“黄金时代”得以生成的外部条件。
一 文学机构与文学报刊的恢复
1976 年“文革”结束之后，一大批在“文革”中被迫停止运转的文学机构重新恢复工作。在文艺界，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是党在文艺界的领导机构，肩负着落实意识形态和引领创作的历史重任，“文革”中，这两家重要的文学机构相继停止运转，一大批成员成为革命对象。“文革”结束后，两家机构相继恢复工作。1978 年 1 月 10 日，中央成立恢复中国文联以及各协会的筹备领导小组。同年 5 月，中国作协正式恢复工作。1979 年 10 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机构重新恢复运转。领导机构的重建给文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信心。
与此同时，一大批文学刊物被批准恢复或设立，这些期刊平台的重建为文学的复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文学创作类报刊迎来复刊的有：《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戏剧》《人民音乐》《美术》《舞蹈》《儿童文学》《世界文学》《上海文艺》（1979 年恢复原名为《上海文学》）《收获》《星星》《文学评论》《文艺报》等。以上报刊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两三年间相继迎来了复刊，实现了文学阵地和平台的恢复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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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论争、文学会议与先锋文学批评的发展
第一节 “三个崛起”论争与先锋文学批评的发端
尽管目前各类文学史多数将“伤痕文学”思潮的涌现作为新时期文学大幕开启的标志，但从文学观念和形态上来讲，“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使用的仍然是一直占据当代文学多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然在主题指向上，“暴露”代替了“歌颂”，但其仍然是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来反映政治，以思想来连接社会历史，从而将作品与政治、时代接通的传统观念。这种创作模式和美学追求并未脱离原有的模式。在新时期，从创作观念和方法上真正带来美学更新的是“朦胧诗”的出现。在文学领域，诗歌常常扮演观念变革的先导，比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诗歌是文学变革的先锋队，胡适、郭沫若、刘半农、俞平伯等人的新诗以大胆的尝试啼出了新文学的新声。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诗歌再一次扮演了先锋队的角色，“朦胧诗”是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借鉴西方文学经验与中国当代现实相结合的一支轻骑兵，它首先引发了诗歌创作观念的嬗变，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变革准备了必要条件。
朦胧诗在艺术上的朦胧晦涩以及与现实关系上的不及物，被相当一批人拒绝接受，比如诗评家丁力称之为“古怪诗，也就是晦涩诗”，且指出“现在的古怪诗，不是现实主义的，有的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它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16]“四个脱离”的标准正是长期以来庸俗社会学所使用的评判标准，这种标准用之于吸收了西方现代派和现代理论的朦胧诗，显然不会得出肯定性的结论。丁力的观点代表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观点。这也说明了，尽管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但改革的推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充满了新生势力与传统势力复杂的斗争与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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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杭州会议：文学批评变革的前奏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转型发展的历程中，1984 年 12 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部分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会议”（以下简称“杭州会议”）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尽管在与会者及研究者的追忆和定性中，都更多的将这次会议的意义与“寻根文学”思潮的萌发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寻根文学”思潮正式萌发的开端。但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高度融合和互动的 1980年代，文学批评在此次会议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文学批评自身的变革也是相当的醒目。
一 会议的筹备及其隐含信息
在 1980 年代，由于交通及通信的不便，召开会议相对困难，筹备和组织的时间都比较长。因此，文学会议的召开一般都比较正式，不仅规模大，人数多，宣传力度也比较大，会议的讨论过程以及提交的论文多半会集结出版。但 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非常特殊，从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的组织过程、形式都与通常的会议有所区别，甚至都没有通知任何媒体，会后也没有太多消息见报，处处充满着神秘感。而参会者在会后的不断追忆和怀念又证实着会议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既重要又神秘的色彩加重了人们对这次会议的好奇心和探知欲，它也暗示了会议本身隐藏着许多重要的信息密码。
在进入会议的现场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会议召开前的筹备过程等外围情况。这次会议的发起者通常被认为有三方，分别是《上海文学》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社。从实际组织工作的角度来讲，这当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由《上海文学》出面邀请作家和评论家，而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西湖》杂志则以地主身份负责招待和相关的会务。”[23]但除了这三个组织单位之外，有一个人的作用也不可忽略，那就是作家李杭育。
1983 年，李杭育在《当代》发表了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引起较大反响，同时，另一篇小说《沙灶遗风》获得了 1983 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风头正劲，但他仍然有自己的困惑，“到 1984 年初夏，‘葛川江小说’应该说有些气象了，但那些权威评论家似乎都对它们视而不见。”[24]1984 年 7 月 27 日到 8 月 3 日，“李杭育作品研讨会”在杭州建德县白沙镇召开，这是李杭育一生中“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小说研讨会，程德培、吴亮等上海的批评家也来参会，在这次会上，李杭育提出了一个想法，“《上海文学》能不能出面搞个活动，把青年作家集合起来，让大家有个交流。当时大家想法很多，最好有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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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阵地：文学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