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争的背景
1.中医传统地位日渐式微
从唐代至清末,上海地区中医人才辈出,代有名医。据《松江府志》和各县县志记载,人志中医计有342人,其中唐代1人,宋代2人,元代10人,明代93人,清代199人,民国37人①。民国时期中医界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政府采取消灭中医的政策,上海中医人数基本上呈减少趋势。《上海医报》、《医界春秋》等记载:1929年全市中医约3000人;1930年全市登记医士,计有4000余人之多?,1933年降为2018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允许中医开业,中医师资格考试合格者发给行医执照,中医人数有所增加。1946年中医1966人,1948年中医3067人,西医1081人,1949年中医3308人③。
随着西医的不断传入,中医日渐式微,西医日益勃兴。西医在都市的迅速发展,可以从上海市历年中西医生、注册医院及药铺数目的变化中反映出来。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并不表示当年上海市所有的中医士、中医生以及医师等。因为1929年、1933年的中医数不可能只有几百人。《申报》对1933年的中医数进行了报道,是2018人①。因此估计这可能是当年登记的数目或批准的数目。表中中医士和中医生的人数稳中有降,1927年中医士 1352人,到1935年下降到502人。而医师和药剂生登记则呈上升趋势。西药商总计177人,而中药商总计70人,西药商是中药商的2倍多。从表2中反映出,1932年至1935年注册医院的数目在增加,中药铺和西药铺数目均在上升,但西药铺数目增长的幅度明显大于中药铺。其中在1932年注册的医院中,有西医院28家,中医院只有3家,分别是浙宁水木中医院、谦益伤科中医院、广益中医院。
2.中医发展不平衡
传统医学在我国,“向为神秘之祖传职业,在欧西各国大多仍带浓厚之个人色彩,仍以营业为目的,致大都市医师充斥,而乡村广大社会反付缺如。此种畸形现象,在我国为尤甚”③。《医界春秋》载文:“农民日常生活,都不能维持,患了病哪里有钱延医觅药,只好听疾病的自然转变。……乡下诊金是不能有一定规则,至少三四百文也有。生意好的医生,整天忙得不得了,收人也寥寥无几,因此,优良的医生......要想发展都纷纷向城市跑。留在乡间的差不多都是城市不能插足的医生,一知半解的很多。”④从载文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大多数农民有病没有钱请医生;优良的医生向城市跑;乡间庸医很多。这使原本落后的农村医疗状况雪上加霜,而城市中的医生队伍急剧扩张,甚至一度出现了医生过剩的现象,给城市中的开业医生造成了新的压力。1933年,《申报》报道了这一现状:据农村医药改进社社长朱殿宣称:“该社最近调査上海医生统计,发觉都市医生过剩之恐怖。全市计有西医413人,中医2018人(江湖医生尚不在内),此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所入不敷所出,生活甚感困苦,于是种种违反医德之行为,由此而生。实际并非全国医生过剩,现今我国约有医生40万人,即一千人中有医生一人,与英国之比例相近,故尚未至真正过剩程度。推求其故,良以近年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多不能自给,有病恒无力求医,听凭疾病之自然变化,以致乡村医生为生活所迫,纷纷向都市跑,单以上海最近过去三年中增加之中医数,已可见医生向都市倾向之一斑,民十九增加436人,民二十增加375人,民二十一(即去年)增加605人。此项趋势,足以益发助长农村医药饥荒。实民族前途最大危机。”⑤1943年的一份档案统计表,也说明了上海中医的分布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上海中医人才有这样一些特点:
⑴人数
总体而言,中医人数明显多于西医,多578人,是西医的2. 4倍。每个区的中医人数基本上多于西医人数,南汇区中医多于西医256人;奉贤区处于持平状态,中西医均为6人;沪西、北桥区,西医多于中医,北桥西医多3人,沪西西医多35人。
(2)性别
男中医有935人,女中医有45人。男西医有352人,女西医有50人。男中医约为女中医的20.8倍,占整个中医人数的95.4%,女中医仅占4.6%。男西医是女西医的7. 04倍,男西医占87. 6%,女西医占12.4%。女中医比例明显小于女西医。
(3)分布
城乡之间分布不平衡,中医多集中在城区,特别区中医就有349人,占全市的35. 6%,沪西占8. 1%,浦东南区占9.4%,南市区占7. 1%,城区中医占64.2%。除了南汇区中医人数较多,占26. 8%,其余宝山、北桥、川沙、奉贤、崇明、嘉定等区共占8. 8%,数量是相当少的。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医人员在上海的分布无论是地域上还是人数上,都呈现出不平衡状态。经济发达的城区集中了大多数的中医,而偏远的地区则中医稀少。这种失衡现象构成了当时中医最大的特点。
二、存废之争
随着西医的迅速发展,反中医的事件迭起,摆在中医面前的不再是争取发展问题,而是存亡问题。民国时期,围绕“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废止中医案和《中医条例》等几个关涉中医命运与存亡的事件,中医界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抗争。
1.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医抗争
(1)教育系统漏列中医
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举行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同年9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学校系统,并陆续颁布各科学校规程,BP《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史称《壬子癸丑学制》①。其后,陆续颁布各科学校令,大学共分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类,医学类又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的科目共计有解剖学等51科,药学分为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52科,二者均没有把中医药学列入。这就是“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教育部法规颁布后,引起中医界的蒈觉。首先提出抗议的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他们征集民意,联合全国19省市中医界同人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公推叶晋叔、刘筱园、陈春园等人为代表,携带《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于1913年11月23日赴京请愿。请愿书标题是“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
请愿代表在北京遭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代表们气愤之下,将请愿书转送总统府。1913年12月29日,汪大燮在接见要求为学会立案的北京医学会的代表时,竟对该会代表说:“余决议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中医界得知此消息后“不觉仰天跄地,呼号大叫,鹜心动魄,若病若狂”③。许多中医界人士撰文予以驳斥。北洋政府教育部在舆论压力下,于1914年1月8日批复了余伯陶等人的请愿书,该批示称:“中国医药上自神农皇帝,下至民国,名医辈出,力起沉疴,活人无数。....本部对于医学,只求学术完备,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行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④1月16日,北洋政府国务院也发下正式批文,除重申部定规程并无"废弃中医之意”外,还答应“拟办各事,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仍仰随时呈明地方行政长官立案,俾资查考而便维持”⑤。
教育部及国务院的答复,表示无意废除中医,但中医加人学校系统的请求,只是暂从缓议。同时,又准中医学校在当地立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一批早期中医教育机构相继问世。这次抗争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以后抗争有着借鉴作用。
(2)反对《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的抗争
1922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医师(士)管理法令》,试图统一全国医政。该法令分中、西医两套,西医称医师,中医称医士。中医的《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有二十余条,涉及中医开业资格、年限、领照办法、违规惩戒办法等。其中许多内容含有歧视、束缚中医性质,如开业资格中不列世医、师传两项,而当时经政府立案的中医学校极少,毕业人数有限,绝大多数中医系师传或祖传,按此办理必致多数中医失业。另开业医生年龄限25岁以上,又对中医学校毕业生领照构成障碍。此外,中医领照要交髙达20余元的费用及税项,并须三人以上开业中医具保⑥。
内务部规则颁布后,上海中医界率先作出反应。上海中医协会于1922年5月20日召集会员开会,会长丁甘仁提议联合各地中医团体进行抗争,得到与会者赞同。各地中医团体积极响应,不久即受到各地复函数十篇,皆表示坚决反对内务部规则⑦。
5月30日,上海中医协会再度开会。6月2日,上海中医界代表在三马路河南商界联合会会所举行联席会议。到会者有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医协会及仁济堂、广益堂、位中堂、广仁堂、市民医院、联义善会、南北广益中医院等团体的代表共百余人⑧。会上,中医界的代表积极发言。丁仲英首先发言:“我上海中医界决不屈服于苛政,宜作有秩序的抗争,方能保全中医不致沦亡。”6月11日晚,中医界代表在六马路仁济堂举行联合会议。到会者除本埠各中医药团体外,还有南京、镇江、松江、无锡、溧阳、扬州、常熟等外埠医会代表共百余人⑩。会议决议,一面派代表向江苏省署请愿,一面向内务部致电反对。李平书被推举为请愿代表。
6月14日晚,各地代表继续开会。代表公推李平书为联合会临时会长,丁甘仁为干事主任,朱少坡为经济主任,暂理会务。经过上海等地中医界的坚决反对,加上奉浙战事又起,以及西医界的反对,内务部只得宣布两套规则“暂缓实行”。
这次抗争活动的成功,使中医界进一步认识到团体的重要性,也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另外,这次事件也促使中医界对生存环境的恶化有了清醒的认识,颁布的规则没有将世医、师传列入资格,使中医界对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2.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医抗争
(1)废止中医案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歧视、打击中医的活动达到了髙潮。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议由西医出身的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由政府卫生官员和全国各西医团体的领导人组成。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决定如何处理中医,而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