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探索性地构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分析的非对称因果模型，挖掘区域旅游发展的不同模式，实践意义在于探明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增强分类指导区域旅游发展的针对性，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以及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1 文献综述与非对称因果模型构建
1.1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影响因素选取
在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中，钻石模型是广泛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谢风媛，2010；Beleska-Spasova et al.，2016）。该模型由Porter（1990）提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产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四个，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发展、相关支持产业，这四个因素具有双向作用，形成钻石结构。除此之外，政府与机遇被认为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其他因素起到单向作用。这些因素的影响过程构成一个形似钻石的整体系统，每个因素作用的发挥都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因此称为钻石模型。由于该模型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并且集中于探究产业的影响因素，为分析区域产业发展差异提供了基本框架（张梦，2006；Vanka et al.，2013）。众多学者以钻石模型为基础，结合特定产业进行修正，对不同产业的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展开实证（Mahmuda et al.，2021；Shi et al.，2021）。
就区域旅游经济差异而言，相关研究已经识别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例如，敖荣军等（2006）基于回归分析表明，旅游资源、交通设施、服务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汪德根等（2011）通过相关分析得出，旅游资源禀赋、地区经济水平、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我国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Yang等（2014）应用空间增长回归模型对区域旅游经济差异进行解释，证实地区经济发展、旅游资源赋存、服务设施起到重要影响；胡文海等（2015）认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形成与旅游资源、接待设施、交通便利条件、政府政策支持、地区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密切；吴媛媛等（2018）通过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显示，交通条件、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服务设施等共同影响着中国旅游经济差异空间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谢风媛（2010）曾对国内外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研究提出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指出研究者普遍认为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政府政策是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基于钻石模型分析框架，针对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情境，选取旅游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地区经济水平（需求条件）、交通便利程度（相关支持产业）、旅游服务设施（企业发展）、政策支持（政府与机遇）作为主要影响因素。为了进一步阐明，下面分别对这五个因素与区域旅游经济差异之间的密切关联展开论述。
旅游资源是构成旅游产品的核心要素，对当地旅游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特定地理区域发展旅游产业的潜力（Melian-Gonzalez et al.，2003；Yang et al.，2014）。当地的旅游景点作为吸引游客的关键拉动因素，为游客提供必要的游憩和娱乐机会，从而满足他们主要的出游动机（Li et al.，2015；Salazar et al.，2001）。大多数研究认为，旅游资源对区域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温碧燕 等，2007；Yang et al.，2014），但也有研究注意到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现象，即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一定意味着高水平的旅游经济（邓涛涛 等，2017；Seckelmann，2002），旅游业同样存在“资源诅咒”问题（Deng et al.，2014）。尽管对于旅游资源的影响作用存在不同看法，不可否认的是，旅游资源是构成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汪德根 等，2011；Rosentraub et al.，2009），旅游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影响区域旅游经济不平衡的基本因素。
1.2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非对称因果模型提出
除了识别影响因素外，已有研究还发现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具有异质性和交互作用，如左冰（2011）在研究中指出交通可达性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作用，其影响要结合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加以分析。刘佳等（2012）认为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受到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Yang等（2014）采用地理加权空间杜宾模型识别不同区域的旅游增长模式，揭示了地区经济发展、旅游资源赋存等因素的异质性影响效应。Jin等（2019）从时空异质性视角分析区域旅游发展，指出当地经济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强。王兆峰等（2019）探讨了旅游资源、交通优势、接待设施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的交互影响以及空间异质性。薛明月等（2020）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分析同样表明，旅游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和旅游服务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事实上，这种异质性可以通过考虑影响因素的共存情况来解释（Olya et al.，2017）。然而，目前对于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形成原因的探讨主要基于因果对称性的回归模型，不能揭示多个影响因素之间繁杂的交互关系（吴媛媛 等，2018；Jin et al.，2019）。同时，在传统的对称方法中，多重共线性、数据集的非正态性、忽视反向情况的发生以及忽略/控制模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等一些问题都容易产生误导性结果（Woodside，2013）。因此，通过回归模型和对称分析难以充分解释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前因复杂性，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来进一步补充。非对称视角正好可以弥补传统对称性分析存在的不足（Olya et al.，2017），延伸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认识。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通过借鉴相关研究，以及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代表性与可比性，遴选出了变量的具体度量指标。旅游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旅游的吸引力，以3A级以上景区数量对旅游资源的总体赋存进行测量（Yang et al.，2014）。地区经济水平，反映区域的宏观经济环境，在旅游要素投入、旅游消费和旅游发展进程等方面对旅游经济收入产生影响，具体用各省的人均GDP来衡量（吴媛媛 等， 2018）。交通便利程度，是游客可进入的重要前提，从而影响到旅游人次与收入，已有研究通常用交通里程或者运量指标进行度量，考虑到运量指标能够更好包含水陆空交通数据，以综合反映区域交通条件，因而选取旅客周转量作为表征（方叶林 等，2018；麻学锋 等，2019）。旅游服务设施，构成区域旅游接待条件，星级饭店、旅行社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性服务设施，选择3星级以上饭店数和旅行社数进行量度（王兆峰 等，2019）。政策支持，作为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其直接度量是对旅游相关政策进行分析，由于较难客观化且与其他统计数据在可比性上存在不足，而旅游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代表旅游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预示着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甚至是资金投入，因此用各省旅游总收入与GDP的比值来表示（王兆峰 等，2019；胡文海 等，2015）。以上指标均为前因变量，作为结果变量的区域旅游经济收入，采用各省的国内旅游收入与入境旅游收入的总和来表征。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文化和旅游部网站（https://www.mct.gov.cn/）、各省统计局以及文化和旅游部门网站、中国旅游统计年鉴，通过对2005~2019年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整理建立本研究数据库。
2.2 csQCA及数据分析
为了从非对称视角刻画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因果机制，本研究主要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QCA是介于案例导向（定性方法）和变量导向（定量方法）之间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结合了两种方法优势的综合研究策略（Ragin，1987）。作为一种新兴研究方法，它与传统研究方法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聚焦于非对称性关系，突破了传统研究方法如回归分析基于相关系数的对称性思维囿限，能够揭示不对称的因果关系（夏鑫 等，2014；张弛 等，2017）。QCA的基础是集合论和布尔代数，可以从小样本数据中构建出研究问题的因果关系，有助于理解集合论概念的因果复杂性问题（Fiss，2011；Ragin，2008）。相较于传统分析方法，QCA具有3个主要优势：一是样本量要求低，能够在小样本中揭示复杂的因果结构；二是等效性，即实现结果的多条路径可能共存，并允许不同的组合或集合条件导致相同的结果；三是因果非对称性，即结果出现与否需要分别进行解释（范香花 等，2020；Ordanini et al.，2014；Ragin，2008）。
3 结果与分析
3.1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测度
根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图2），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差异长期客观存在，但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有所不同。2005~2019年，绝对差异从541.79上升到4161.41，年平均增长15.77%，相对差异则由0.94下降到0.59，年平均降低3.26%，呈现出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缓慢缩小的演变趋势。可能的解释是，我国旅游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过程，旅游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地区经济基础、旅游资源和交通供给等因素的不同，各地旅游经济发展基础及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区域旅游经济总量的差距拉大，从而出现相对差异逐渐减少、绝对差异却持续增加的态势。因此，重要的是对特定前因条件下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寻求促进各地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