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小议

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小议 　　风格的传达，是文学翻译中最敏感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从纯理论角度看，风格一词的涵义本身就没有严格而公认的科学界定，它似乎无所不包，从大的方面讲，有时代的风格、民族的风格、阶级的风格；从小的方面看，作家笔下选择的一个音节、一个词或一个句式，都无不标志着风格的特征。总之，风格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种要素之中，体现出不同作家、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说过，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风格就是生命。这是思想的血液。”我们谈文学翻译，原作风格的传达自然是不可忽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即保存了原作的生命；反之，无异于断其生命之源。 　　对风格的再现，我国译界一度曾经流传过“译巴尔扎克，还巴尔扎克”的说法，也就是说，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就要完整地再现出巴尔扎克作品的风貌。然而偏偏在这个本来就十分微妙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掺入了译者的个性和创造，使风格再现的问题变得愈发复杂。 　　原作风格的鉴识，这里暂且不论。即使领悟了作者的风格，又如何再现呢?作者的文字风格是由词语的调遣特征与倾向，句子的组合结构与手段，修辞手段的选择与使用等等表现出来的。而要再现作者的风格，译者自然要从炼字、遣词、造句等方面去做。可是，转换原文的符号系统，将原文的风格传译到目的语中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语言差异所造成的障碍，而为了克服这些障碍，译者便各显神通，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寻求各种手段来变通原文与译文之间难以对应的形式。这么一来，对变通手段的选择，词语的处理，句子的重构，修辞色彩的再现等，都无不打上译者的个性，因此而客观地形成了译者的风格。问题便由此而产生，如何协调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 　　应当承认，译者风格(主要为文字风格)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个人气质、艺术功力、行文习惯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会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来，直接影响到译文的形成。对译者风格的地位，我国译界向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译者应以再现作者风格为己任，克服个性，避免形成自己的风格；二是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艺术角度上应该有所创造，以鲜明的风格取信于目的语读者，要“超越原文”的主张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极致。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评论这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只是想说明一点事实，那就是对译者风格的不同认识必然体现在再现作者风格的具体做法上。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译者，应在何种限度之内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为自己的译文赢得读者?我们认为，文学翻译不完全等同于创作，译者的所谓创造，在一定意义上是在语义、审美等层次无法与原文在形式上求得对应而采取的种种变通手段，因此，译者的创造要以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风貌为本。就连傅雷这样的极具文化素养和个性的艺术家也强调“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他之所以说要“保持原文句法”，是因为他认为“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这一点有待于商榷)。傅雷先生还说：“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这里，他道出了再现原作风格的困难，承认困难，决不等于放弃努力的方向——尽量缩短译作风格与原作风格的距离，尽可能求得两者的协调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