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社会责任论文，本文将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并阐释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中来，消解当下企业社会责任局限性的困境。面对 VUCA 时代，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提出了基于儒家“信”“和”视阈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一定程度上为通信行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工具。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乃至接受，VUCA 时代在不声不响中悄悄地到来，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点点滴滴。“V”是 volatility（易变性）指事情变化迅速，“U”是uncertainty（不确定性）是说我们没有方向，“C”是 complexity（复杂性）意味着事与事间相互关联，“A”是 ambiguity（模糊性）表示所有关系不清晰，高度概况了互联网时代商业特点。在各个领域，人类很容易发现自己处于烦絮的矛盾之中（内森·贝内特、詹姆斯·勒莫因 2014）[1]。面对着这发生巨大变化生存环境，上至一个国家，下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都需要敏捷快速的适应这样的时代，否则将难以维继甚至不能生存。人们在怀疑、忧虑、恐惧之时，肯定会情不自禁的问：“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我们有没有一种最高的原则或者说是最终的法则来应对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滋养自己心身灵的民族文化中找到普适的答案，所以，正如陈来（2018）教授曾指出因为历史环境和上古生活条件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国生根落地，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是一个乡村宗法共同体的社会，是以家族为主要形式的生活共同体；儒家文化理念适合于这些社会文化的需要。[2]也就是说在此背景下，面对 VUCA 时代，我们同样应该把目光投向与中国人联系最为密切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主流的儒家文化，从中探索出重建主流价值的方法及资源（李维武 2014）[3]。时代背景如何变化，企业作为“企业公民”永远是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同时企业也承担着社会生产和流通，更是支撑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主要力量（李路军 2013）[4]。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商业环境里，它自然而然与其他社会中元素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关系，社会中其他元素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仅关注自身的利益，更应该在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照顾其他社会中的元素，从而保证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西方国家因为工业革命的兴起，从而使企业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大，其在社会当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资本家只是热衷于资本利益的追逐，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意识和履行企业发展带来的意义却被轻视。当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扩大时，大至国家管理阶层、小至公司管理者才逐渐认识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发展的反向影响作用。20 世纪初，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已经产生，但长期没有出现绝对权威的、各类企业都通用的评价标准，这种趋势严重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后续发展。在此之后，国际上的组织和机构开始关注并积极制定标准，如国际劳工标准、SA8000标准、ISO9000、ISO14000、多米尼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全球契约标准、ISO2600、AA1000 等标准不断问世。不仅国际组织如此，一些跨国的大型企业，为适应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也加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的实际工作中来，具有特色的标准体系逐步形成。20 世纪中后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也逐渐受国际上企业的影响，加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学习、研究与实施。例如，组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网供全国企业学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一线论坛等相继开通，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年报按时发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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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儒家文化中“信”德目，《说文解字》中有信即是诚，诚即是信的相互注解，这表明“信”的基本含义是诚实。我们认为，“诚”指的是个人内在诚实的本质，“信”则是指个人表现在外的守信态度。《礼记·儒行》里有“儒有不宝金石，而忠信以为宝。”说明了儒家非常重视诚信的价值。其次，从现在我们通常用汉字的组成结构来看，“信”字是由“人”和“言”两个字组成，呈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信”的表现方式主要在言语上，包含对讲话对方的承诺等。《僖公二十二年》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这点就全面完整的体现了儒家“言而有信”的思想精华。民间还有“人道酬勤，商道酬信”的至理名言，用生儿为人重视勤劳方能成就人道来比拟从商要重视信，方能成就商道。这些都是说明企业经营必须重视“信”的德目。每个人只有内诚于信，外信于人，始终讲守信用，才能得到社会的信誉，得到他人信任，由此成就自己的事功，在人人皆如此的前提下，就能够形成“讲信修睦”的美好社会氛围。
至圣先师孔子在《易传》中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太和其本质就是“大和”，是一种至高至上的“和”，其讲“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卷一），这说明儒家也非常重视和的表现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至高至大的和谐，万事万物就能按照其本性顺利平稳的发展。也说明儒家“和”文化是指承认并认可“不同”事物之间矛盾、差异作为前提条件，同时把彼此不同点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另外一个整体中，这个新形成的整体就是和合体，并在不同事物形成新的和合体的过程中，吸收初始各个事物的长处而克服短板，使它们达到一种最佳组合状态，那么新形成的整体就是产生的新事物，这样也就推动事物的发展。所以正是基于此种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中华文明才能够保持延续，中国社会才能不断的向前发展。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和”是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种统一，也就是伟大领袖邓小平同志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状态。和在企业管理中是一种战略思维，因为和是事物运行的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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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主要概念阐释
2.1.1 儒家文化
余秋雨（2012）先生说过文化是人类精神向往和生活行为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是以爱和善良为终极目标的[64]。他肯定了文化是形成集体人格的绝对重要导向因素，由性格决定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Hofstede（1980）定义文化为思维和行为有别于其他类别的集体模式[65]。Li 和 Zahra（2010）指出文化是个人普遍存在的一种态度和信念[66]，是社会成员间默认的规则，能发挥社会控制及激励作用（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Luigi Zingales 2015）[67]。不管何种定义，共同点在于文化包含一套永恒的信念和价值观，影响着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68]。儒家是传承夏商周三代文明即中华文明经典的学派，它以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基础，在安邦治国、理政治民、追求社会长治久安的理念被中国人认同、选择并接受，显示出儒家的观念符合中华文化发展需求的。儒家思想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的历史处境和文化生活相符合，所以自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中国自古以来是以个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宗法共同体的社会，重视中央集权、统一、秩序、团结，儒家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观念符合这样的社会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人的道德品德，重视个人的德育的培养和个人人格的提升，推崇有精神追求和品德高尚的人士，认为对道德信念的坚守在一定条件下比物质生命还重要。因此，儒家文化和价值在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华名族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在总结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后来的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仁、义、忠、信、恕、勇、智、礼、孝”，通过注重人伦秩序，从而达到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和”的状态，经由历史传承中打磨、积淀，从而形成了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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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1963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小组首次提出利益者相关理论，指出“组织赖以生存的团队是其利益相关者”，这是西方首次给出的定义。1984 年，Freeman（1984）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就是一系列能影响到组织目标实现的人[69]。相比以股东利益至上的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尤其重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各方面利益的均衡。Frederick（1998）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直接和间接关系两种，其判断的标准以是否与企业发生市场交易为准则，其中股东、员工、供应商等属于直接相关者，政府、社团、媒体等为间接相关者[70]。Charkham（1992）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和普通型两大类，判断的标准以与公司交易是否产生合同为准则[71]。Dodd（1932）认为，企业不仅具有创造社会价值的功能，有具有社会服务的职能，企业管理者必须要为广大利益相关者树立社会责任观[72]。Bowen（1953）在《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提到，企业被股东、员工、顾客、社区、政府、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包围，企业除了为股东实现利益目标外，应该为其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73]。所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条件就是要识别其利益相关者，并能够确定其参与的程度和影响范围。
企业公民理论主要是将企业同等对待为社会中的“公民”，享有同等法律意义中的地位，即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必须要履行应尽的义务。美国设立了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其定义企业公民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是以遵循现有的社会价值为出发点，而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