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已经过去的 2018 年有两件事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一是“疫苗事件”，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先后违法生产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和冻干人用狂犬疫苗，导致大量不符合国家食品药品安全规定的疫苗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在事件曝出后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非但不积极改正，反而仍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认为即使疫苗有问题，但未造成任何严重后果，公众无需深究责任。二是美国制裁中兴事件，这件事起源于中兴违背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规定，向伊朗出售包含美国制造的软硬件配套设备。中兴为此支付了一笔巨额罚款并与美国达成和解协议，但中兴在与美国达成和解协议后又再次违背和解协议规定，于是美国商务部宣布 7 年内美国企业禁止向中兴销售产品，由此导致缺乏芯片核心技术的中兴顿时陷入休克状态。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我国政府不得不出面与美国进行多次磋商以挽救中兴。
这两件事看似毫不相干，但在笔者看来，这都体现了一个问题。即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不足。这些企业为了追逐利益而逃避了对消费者、对国家的责任。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进一步降低疫苗生产成本，不顾疫苗接种者的生命健康，以过期原液制作疫苗。中兴公司同样是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但其不像华为一样通过高投入、高技术壁垒带来的技术领先的途径获取利润。像中兴这样的国内通讯行业的领军企业且还是国有控股企业，本应当肩负起推动自身领域内科技发展的责任，却通过“违反禁令”的方式向伊朗销售产品以获得高额利润，这正是体现了中兴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愈加凸显，从 2008 年震惊全社会的三鹿奶粉事件，到如今的中兴事件，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等等，因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不足而酿成的社会性事件屡见不鲜。这些事件的发生无不在警示着我们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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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概况
1.2.1 国外研究概况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社会。早在 1924 年由美国学者奥利弗·谢尔顿（Oliver Sheldon）在他的著作《管理的哲学》中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一词，他提出应当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企业所处行业内外的各类人员的需求的责任联系起来[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当包含道德因素，企业利益应当高于社区利益[6]。尽管他没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系统解释，但这一表述对企业应该在社会中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当时西方社会萧条的经济环境以及国际形势的紧张冲淡了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直到 5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经济的重建，在经济复苏过程起到中坚作用的企业因快速发展所致的环境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这一概念才被人们重新提及和讨论。到 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明确指出企业应当遵守“三个同心圈”[7]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定，这其中内圈指企业履行促进经济增长职能，中间圈是指企业还要为其企业行为所影响的社会和环境承担责任，外圈是指企业要承担其他促进社会良好发展的无形责任。此后欧美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理解，如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阿奇·卡罗尔（Archie Carroll）所提出的经济、法律、伦理、慈善责任自下而上形成“金字塔”[8]般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又如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提出的从经济、社会、环境角度构成的“三重底线”[9]概念等，在这一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纷纷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界定。进入 21 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企业数量日益增加，国际上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规定也在逐步走上正轨。目前世界范围内不同组织出台了许多社会责任标准，例如英国社会与伦理责任研究院成立的一家名为 Accountability 的非营利性机构就曾于 2003 年发布了 AA1000 审验标准，该标准是国际上第一个非专利性的、信息来源开放的审验标准，因此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另外经济优先权委员会的附属组织 SAI 也曾在 1997 年起草了全球首个社会责任规范的国际标准 SA8000。联合国也于 2000 年启动了“全球盟约”计划，该盟约主要要求企业遵守和实施人权方面、劳工关系方面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原则。2002 年，Tellus Institue 发布了可持续性报告（GRI），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400 家大型跨国企业采用了 GRI 纲领。为了规范多元化的社会责任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于 2004 年启动了 ISO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制定计划。在这一趋势下一些跨国公司相继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至此出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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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基本概述
2.1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概念
关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因为不同学者各自分别从不同视角诠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所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大概念下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学界对其定义也不甚明了。
笔者在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后并结合自己理解和实践，认为国有企业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支柱，具有与民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截然不同的独有的经济与社会属性。从国有企业的特征来看，国有企业既具有经济组织的特征也即营利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其生产资料以及创造的财富的所有者均为全体人民，在此基础上人民委托国家机关部门行使所有权，现实生活中则具体表现为国家对国有企业享有所有权。理论上国企应当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任务。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中既包含经济目标的内容，又因要服从于经济发展大局而包含着非经济目标。从国家发布的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指导意见可见，改革的举措涉及企业治理、资源配置效率和信息披露等，这些措施落实不足是长期以来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社会福利的重大障碍。因此国有企业贯彻深化改革、落实改革，本身就是我国国有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相较偏重于非经济目标的内容，经济目标也时常是服务于非经济目标。综上，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国企在保证经济效益履行经济责任，提高消费者和员工福利，承担社会公益性事业的社会责任，以及保护环境等的环境责任和遵守企业生产经营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的同时并承担为政府机关部门发布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改革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支持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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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论溯源
事实上，不同时期、国家、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定义不同的原因在于其界定概念的基础理论的不同。基础理论自身的多样性自然就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多样性。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和发展离不开基础理论的支撑，符合我国特色的科学理论思想是指导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因此除了探究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基础理论，对我国特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也不可忽视。
2.2.1 源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基础理论
不可否认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发端于西方国家，而国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理论繁多，由于笔者个人笔力限制，本文选择几个较为重要，影响较为广泛的理论进行介绍和剖析。
1）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由美国斯坦福研究所于 1962 年提出，该理论挑战了长久以来人们心中“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认为企业作为一个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组织，不能仅以维护股东利益作为其唯一宗旨，还要兼顾他人的利益。这里的“他人”就是指“利益相关者”。关于“利益相关者”具体应当包含哪些人，目前学术界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克拉克森（Clarkson）与弗里曼（Freeman）的论述，克拉克森认为“那些对企业和过去，现在，将来的活动享有权利或利益的人或团体属于利益相关者。”[11]弗里曼的表述则更为具体，他指出“那些能影响组织行为、活动、政策、决策或目的的自然人和公共组织，或者是受到这些组织行为、活动、政策、决策或目的影响的人和团体均属于利益相关者。”[12]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确立了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确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对象范围，为之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
2）企业公民理论
企业公民理论作为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要补充，它填补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中更多强调利益关系而忽略了企业作为法律拟制上的“人”而所具有的社会性和道德性的缺陷。不论是按照“三重底线”还是按照“金字塔”模式，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下，如环境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等社会责任将存在被排除的可能性。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学界就提出过企业公民理论，但关于企业公民的说法很多，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2004 年世界经济论坛为企业公民列出的四条标准：（1）良好的公司治理方式和企业道德价值。主要包含遵守商业规则和原则，遵守法律法规、国际标准以及道德行为准则。（2）在职工安全、就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方面的对人的责任。（3）在保护生态环境、利用绿色清洁能源、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保护地球物种多样性等方面的对环境的责任。（4）为社会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包含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地区提供生活、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能源产品和服务等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相比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下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