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本文以 1995-2017 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涉案产品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政策的影响因素，并从定性、定量两个角度研究了反倾销对中国涉案产品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本章旨在总结上文所得到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访问中国，七年之后中美正式恢复建交，中美双边贸易自此发展迅速：1973 年仅为 9.9 亿美元，截至 2019 年，中美两国的货物贸易额达到了 5415亿美元，与 1973 年相比增长了近 540 倍①。不同的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逆差值的具体数额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美国的统计数据则显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更为严峻：2019 年美国自中国进、出口分别为 5396.8 亿美元、1201.5 亿美元，中美贸易逆差达到4195.3 亿美元②。因此美国近年来不断以中美贸易逆差过大为由，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采取日趋严厉、以反倾销为主的贸易保护政策，双方在贸易领域不断爆发争端与摩擦，倾销与反倾销成为了二者贸易摩擦中的核心内容。
反倾销作为最有效的贸易救济手段，具有针对性强、使用便利、保护效果较强等特征，备受国家政府重视。近几年，反倾销因为能有效保护国内相关企业免受外国低价倾销商品而遭受损害，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关税壁垒。自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 2018年初，全世界总共发生了 5529 起反倾销诉讼，其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高达 1269 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了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以及最终实施肯定性判决最多的国家。而在针对中国所发起的 1269 起反倾销调查中，美国无论在反倾销调查数量还是涉案金额比重角度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至 2018 年初，美国对中国总计发起 151 起反倾销调查，占同期世界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总数的 11.82%，最终实施肯定性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目为 132 起，占世界同期对中国反倾销肯定性裁决数量总额的 14.1%。因此中国无论从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数量，还是实施肯定性裁决数角度考虑都是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国。1995-2017 年底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数量及最终裁定数见图 1.1：
图 1.1 1995 年-2017 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数以及反倾销最终裁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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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 1995-2017 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申诉 151 起案件作为研究样本，分析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产品对美国出口的破坏效应和偏转效应。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框架和研究思路，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创新点及不足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介绍了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影响因素以及贸易效应的相关文献。
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集团理论，论证了美国存在着以工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和以大资本家、大金融家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由于存在着利益集团，美国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反倾销为主的贸易保护政策。第二，遵循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4)建立“保护待售”模型的思路，从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形成机制的角度出发，分析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政策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政策裁定程序和案件特征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裁决机构和裁决程序，并对美国反倾销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了梳理。其次以 1995-2017 年为例，收集了 151 起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从案件的数量特征、涉案行业、反倾销税率和涉案金额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数量与美国对中国进口比重增长率、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增长率呈正相关；而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数量则呈负相关，说明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中国经济具有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偏移效应。
第五章，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影响因素分析。本章从产业利益集团和产业经济因素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影响因素：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裁决时，产业利益集团的影响更为显著。案例所涉及的行业越大，其背后的政治委员会的捐款就越多，给国会议员和政府机构造成的政治压力就越大，他们提出的反倾销要求就越容易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将涉及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行业的经济因素考虑在内：出口比较优势、贸易逆差增长率和进口渗透率都会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裁决，而且不同行业的影响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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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研究与文献综述
一、基于新古典理论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
1776 年，亚当·斯密从更深层的角度解释了相对的成本差异是贸易产生的基础，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必拥有绝对优势才能进行国际贸易，而这个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产品来获利。《比较优势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各国应按照权衡利弊、舍弊取轻的原则，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保证“比较优势”商品的生产，并进口“比较劣势”商品。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涵盖了绝对优势理论模型中所讨论的经济现象，它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特殊形式。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包括以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以筱原三代平、弗农等为代表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等。然而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下的贸易福利分析表明，并非所有贸易的参与方都能从中获利，部分参与方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贸易保护主义主张者从该理论中找到了政策依据，基于新古典理论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主要有：
第一，幼稚产业保护学说。该学说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他是美国财政部的第一任部长，认为建国初期美国工业相对落后，对于本国的工业、制造业等，政府从政策、资金等角度应该对其适当倾斜，税收收入可以用于鼓励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美国采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提出的政策，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并最终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第二，关税保护学说。李斯特吸收了产业保护的幼稚理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忽视了各国、民族之间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历史特征，把只在英国发挥作用的经济规律看作具有普遍价值的经济规律，是一种根本错误。他指出，自由贸易政策只适用于一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否则一个落后国家无论在生产中具有如何的绝对优势，直接与发达国家先进工业竞争很难得到直接发展。因此保护本国特定行业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借助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和保护。李斯特的关税保护理论对德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德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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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相关研究与文献综述
一、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美国对中国实施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原因众多，可以分为政治、经济两大因素，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外交问题。
（一）影响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主要经济因素
1.宏观经济因素
汇率高低能显著影响一国贸易进出口量，也经常被视为一国发起反倾销的重要影响因素。克鲁格曼（1986）认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一个原因是美元被高估了，主张美元的贬值继而实现美国贸易差额和经常账户的平衡。Feinberg RM（1989）将汇率纳入美国反倾销影响因素模型，认为美元的贬值会促使美国对外反倾销。一些美国经济学者认为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是中国人民币币值长期的低估。在 2005 年提交给国会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中，认为由于中国操纵汇率导致人民币严重低估，导致全球工业转向中国，严重损害了美国国民福利，因此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治姿态，以迫使人民币升值。詹姆·马尔克斯、约翰·辛德勒（2007）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中国在全世界各国的进出口占比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占全世界的出口额会因为人民币升值 10%而下降 0.5%。威廉姆·克莱恩（2010）基于计量认为人民币汇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贸易平衡，中美贸易顺差会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 1%而减少 GDP 的 0.45%左右。
一些中美学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刘伟、凌江怀（2006）通过 VECM 模型，不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将贸易失衡问题归因于美国储蓄率较低以及涉案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黄基伟、于中鑫（2011）认为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长期的出口限制，人民币汇率仅仅是造成结果的一个次要因素，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拉赫·雷维尔、贝纳西·奎里（2001）认为现有的研究仅能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影响吸引外资的能力，但无法确定其是否能影响贸易。凯蒂尔·艾伯特（2007）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结构进行分解，得出美国贸易逆差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大卫·黑尔（2008）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人民币施压升值，因为这并不是贸易逆差的症结所在，应该关注的是如何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图 3.1 利益集团形成的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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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 15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主义下的利益集团相关理论 ................................. 15
一、利益集团的形成原因 ........................ 15
二、利益集团的基本属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