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本文在探讨公众参与和环境管制内涵的基础上,利用熵值法构建了公众参与和环境管制指数,随后通过观察指数的协整统计趋势,发现两个指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随后,本文将探讨了公众参与指数和环境管制指数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的总效应和“挤入-挤出”效应,并利用固体效应的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公众参与及其对企业环保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研究
一、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目前,关于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意义两个方面。
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方面,公民环境权理论和生态治理理论是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两个角度。
(一)公民环境权理论
国外研究员约瑟夫·萨克斯提出了生态环境中公民的环境权理论。该理论源于公共委托理论。从那时起,公民环境权理论在各国特别是国际法的法律制定过程中得到应用和实施。根据公民的环境权理论,卡洛主张公民享有在不受污染的情况下在拥有清洁的空气和纯净水中的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吕忠梅(2000)进一步将环境权的涵义扩展为“公民享有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使用资源、不受破坏和污染的自然权利。”可以看出,环境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资源使用权、参与环境权、了解环境权和要求保护免受污染权。泰勒和汉尼根(1997)明确将公民的环境权分为以下四类:了解自身环境状况信息的权利、在其行为可能造成污染时倾听的权利、从污染者处获得赔偿的权利以及确定社区未来可能性的权利。关于环境权利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Coleman 认为,只有当公民享有民主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时,他们才能真正对短视行为施加限制。大型企业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从而建立了一个旨在增强公众福祉和生态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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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一、关于环境管制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管制的研究主要涉及环境管制的定义和环境管制强度的测量方法。
所谓环境管制,是指政府根据其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所采取的限制性行为,即利用公共权力通过行政和立法上的正式制度安排,限制企业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污染。人们对环境管制的理解总是随着环境治理的实践而加深的。最初,人们认为政府应该完全承担环境管制的主要责任,而企业只会被动地合作。市场在环境管制过程中不起作用。只有政府使用强制性控制措施来限制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污染排放。后来,传统的自然经济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产权理论和社会分工在实践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监管是市场经济运行中公司与政府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行为。企业不仅必须支付污染费和相关的环境税,还必须能够在市场上交易排放权并获得政府的环保补贴。也由此,人们加深了对环境管制内涵的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因此对环境管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完善的产权市场使排放权交易等市场行为成为环境管制的有益补充,也使环境法规的内涵得以进一步发展。
在环境管制强度度量方法上。在许多有关于环境管制的研究文献中,作者都将环境管制的衡量视为关键一环,由于环境管制问题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息息相关,由此造成测度方法的差异,进而影响到测量结果的不同。环境管制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根据投入相关设备降低污染排放的方法、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的方法和综合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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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众参与和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公众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去,通过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进行制约,以期对企业的生产活动施加外部社会压力,从而促使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大多数理论认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当中时,企业为减少外部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增加自身的环保投资,以减少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即公众参与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信托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一、公共产品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萨缪尔森在其著作《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将公共物品定义为个体对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不会减少他人消费的情况。公共产品拥有非竞用性、非排他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三种特性。非竞用性是指个体在使用产品或享受服务时并不能阻止其他主体的使用,非分割性则意味着不因消费者支付对价而产生的效用分割,例如国防、治安等。公共产品一般是由政府提供的而无法通过价格机制由市场所提供的产品,因为私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难以避免会产生“搭便车”的行为,从而破坏私人利益,这样私人就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激励,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提供。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能够知道,环境是典型的在使用上不可分割的纯公共物品,且个人从自然环境中受益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每个个体的受益权利都不可以被排除,也不会因为自己享受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权利而阻止他人实现自己的权利。由于环境是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并行使我们的环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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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管制作用环境治理的理论分析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在其 1890 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当中提出的。后来,庇古有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外部性的相关问题,从而丰富了其理论内涵。在庇古之后,外部性问题成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科斯、威廉普森和布坎南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主体产生了溢出影响却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调节。也就是说,行为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有正面 (负面) 的影响,但却无法获得利益或支付应有的成本。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属于负外部性,企业的污染行为破坏了了周边环境并妨害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产生了外部性的社会成本,但是污染企业并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和额外成本,经营过程中只计算生产成本,而此时企业的私人成本不足以覆盖本应负担的社会成本,由此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这就是所谓的外部不经济。而这种外部性的消除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环境管制使外部性内部化,庇古提出,可以通过向污染企业征收污染税从而由企业承担外部污染成本,很多国家都开始征收相应的污染税。但是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化,科斯征税并不一定是污染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税收不仅会产生福利的损失,也无法准确计算企业的外部污染成本,他认为产权界定是解决这种外部性的最好方法,通过产权界定,企业可以和产权所有人协商确定成本。为解决这种外部性,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如进行环境“费改税”、完善产权制度和资源环境使用权等。外部性理论也被认为是政府进行环境管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表 3.1 公众参与指数的变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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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众参与和环境管制的指数构建................................23
第一节 指数构建的方法........................23
第二节 公众参与指数的构建.......................................23
第四章 公众参与及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32
第一节 变量选取与统计性描述...................32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2
二、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34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43
第一节 基本结论...........................43
一、东中西部地区公众环境参与程度差异巨大 .......................43
二、公众参与和环境管制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43
第四章 公众参与及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变量选取与统计性描述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本文选择企业环保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关于企业环保投资,相关研究多从微观角度出发,选择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保投资额”数据作为样本,这样造成企业环保投资额偏低。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将企业的环保投资等同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的“环境治理投资”,这样就夸大了企业环保投资的范围。本文是从宏观角度考察企业环保投资情况,参考顾茜的做法,将采用“环境治理投资”中的“污染源治理投资”作为企业环保投资衡量指标,国家法律界定了污染源治理投资产权和治理责任,其在政府管制要求内,却又不属于政府的节能环保支出范畴,因而更具有代表性。由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汇总了工业企业个数,为考虑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本文最终采用了每个工业企业平均环保投资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2.以公众参与指数和环境管制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指数计算的相关数据来源于爬虫爬取的百度指数、北大法宝及《中国环境年鉴》。
3.以环境污染指数、单位 GDP 能耗、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受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表 3.2 公众参与指数的统计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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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基本结论
本文在探讨公众参与和环境管制内涵的基础上,利用熵值法构建了公众参与和环境管制指数,随后通过观察指数的协整统计趋势,发现两个指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随后,本文将探讨了公众参与指数和环境管制指数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的总效应和“挤入-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