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口与农业核心开发区的农业发展

<p>论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口与农业核心开发区的农业发展</P> <p> </P> <p>摘　要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移向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作者重点探讨了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人口与农业核心开发区从西拉木伦河流域、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向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自北向南的空间转移过程,以及与环境变迁间的对应关系。</P> <p> </P> <p>关键词　辽金时期 西辽河流域 农业开发区</P> <p> </P> <p>辽金两朝分别为契丹与女真两个非农耕民族建立的政权,从公元10世纪前叶至13世纪中叶,前后延续300余年。其活动区域北起黑龙江流域,南至秦岭—淮河一线,包括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区域不但包括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等不同类型的大地貌单元与自然地理区域,而且涵纳了数条各具重要意义的地理界线,其中北方农牧交错带横跨区域北部西辽河流域一带,是地球表层对人类活动有重要影响的诸圈层交界面中的敏感带。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所在的北方农牧交错带出现了以州县治所为核心的农业开发区,这是继史前时期之后这里出现的第二次大规模农业开垦。大规模农业开垦究竟对这里产生了哪些环境影响,这一问题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P> <p> </P> <p>1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人口迁移与农业核心区转移</P> <p>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农业核心区经历了数次空间变动,所谓农业核心区是指辽金两朝西辽河流域以非农耕民族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农田与农业人口的集中分布区。辽初核心农业区主要分布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以及周围地区;辽中期转向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一带,金中期再次转向金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县),伴随农业核心区的转移,西辽河流域的农业人口也出现数次迁移。(见图1)</P> <p>1.1　辽中期上京地区的农业人口</P> <p>辽初为了加强都城上京地区的经济实力,先后从中原、渤海等地迁移了大量农业人口进入上京地区,表1所显示的仅是农业人口中的一部分———编户人口,在此之外另有提辖司户也属于农业人口,这两部分农业人口至辽中期即11世纪初发展到35万左右,构成这一地区农业开发的基本力量。</P> <p>1.2　辽中期中京地区的开发与农业人口迁移</P> <p>辽中期原奚人居住地辽中京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从上京向中京迁移10万农业人口,这10万移民及被列为编户的奚人至辽末发展到60万左右。伴随农业人口的迁入与奚人由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向农业转型,中京周围大片土地被开垦成农田,辽中京取代上京成为辽王朝的经济中心[1]。</P> <p>1.3　金中期人口集中分布区再次转向兴中府一带</P> <p>据《金史·地理志》所载,金代西辽河流域人口主要集中于辽西一带,其中义州、锦州、兴中府、建州人口密度最高,约在50~60人/km2,而辽代上京、中京所在的临潢府与大定府人口密度均低于10人/km2,农业人口明显出现由老哈河流域向大凌河流域转移的趋势。</P> <p>1.4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的转移</P> <p>在传统农业阶段劳动力数额直接影响地区开发程度,一般农业人口密集区往往是农业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人口集中的地方就是农业核心区。通过以上研究可知,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人口集中分布区共出现过3次转移,即从辽上京所在的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流域转向老哈河流域,又从老哈河流域转向大凌河流域,伴随农业人口集中分布区的转移,农业核心区也作了相应的空间移动。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每个农业核心区持续时间大约为100多年,从辽初至辽中期环绕上京的农业核心区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迁往辽中京地区,推动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中心同时南移,在辽境土内形成继上京之后又一个农业开发区。辽中京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也维持了100余年,至金代中期出现向金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一带转移的趋势[2]。</P> <p> </P> <p>2　辽代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垦的规模</P> <p>2.1　辽上京地区的农业开垦规模</P> <p>辽代上京地区从人口迁入型发展为迁出型,百余年之内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里的农业人口大量外迁,重新选择居住地呢?虽然辽代文献的记载表明,直接推动这次人口大规模南迁的动力是政治、军事因素,这时的辽统治者已经成功地将原居于老哈河流域的奚人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迁移人口,充实地面,成为在这一背景下的必然举措。尽管如此在政治、军事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成为促使农业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动力呢?辽代上京地区农业开垦规模应能为我们提供分析问题的线索。辽中期上京地区大约有35万农业人口,同时还有数额基本相近的非农业人口[3],1)。</P> <p>探讨农业开垦规模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人口对食品的需求量,在传统农业阶段人们的食品需求基本以维持生存、繁衍为前提,因此粮食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主要部分。据宋人记载在当时的食物结构前提下,每一成年人每日需要粮食2升[4],按这一数字计算,一人一年需粮食7·2石,一个家庭若以5口之家计算,家庭内成员为3个成年人,2个未成年人比较合理,将未成年人粮食需求量减半,每年需3·6石,全家一年食用粮食总量为28·8石。作为一个家庭维持生存不仅有粮食的需求,还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自己不能生产物品的购买如盐、铁制农具、衣物等生活中必须的消费,这一切仍然需要拿出一部分粮食进行交换,其数量在各类家庭中所占比例不一样,每年这部分消费至少应在1~2石,这样一个持农业经营方式的家庭年需粮食30石左右。辽中期上京地区有35万农业人口,依5口之家计约7万户,年需粮食210万石。辽中期上京地区除农业人口外,还生活着数量基本相近的非农业人口,这部分非农业人口长期的游牧生活,饮食结构中粮食虽然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主要食品为肉类,但仍然需要一部分粮食作为食品。若将这一地区全部非农业人口按40万来计算,每人的粮食需求量大约为农业人口的1/10,其总量约24万石。</P> <p>将辽中期上京地区全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统一考虑,共需要粮食234万石。这样的粮食数额究竟需要多少耕地呢?辽代文献中没有留下有关耕地的任何记载,完成这一环节仍然需要借助其他资料进行推测。辽代文献中没有粮食亩产量的数据,但从宋代文献中北方各地粮食亩产量记载,可以作为了解西辽河流域粮食产量的参照。宋代保州屯田务,亩产一石八斗左右稻[5],开封府畿亩产一石[6],河北屯田亩产谷约一石[5]。粮食单产取决于自然条件与生产技术投入两方面的因素,这些中原州府均为暖温带地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条件诸如气温、降水以及土壤等均优于西辽河流域,这样的地区亩产低者一石,高者近于二石,西辽河流域自然条件不如中原,且耕作方式多属于粗放型,粮食亩产自然会低于中原地区,但究竟维持在一个什么数值呢?</P> <p>以往作者曾经推测在每亩6~7斗之间,最近在查阅伪满时期的调查资料, 发现时至20世纪30年代在粗放经营下的西辽河流域,粮食亩产才在3斗左右。据《热河省县旗事情》载翁牛特旗境内最肥沃土地粟的亩产量仅为3~3·5斗,其他地方平均1斗左右;而宁城县最好的土地亩产仅2斗,下等地也不过两三升而已[7]。20世纪30年代西辽河流域粮食产量还如此低,近千年前这里的粮食产量一般不会有超过这一水平可能,且以粟而论应每亩产量在2~3斗间。若以今3斗折合辽量制为4·5斗而论,辽中期上京地区需要粮食234万石,大约需要开垦5·1万顷土地。</P> <p>这5·1万顷土地对于西辽河流域意味着什么呢?据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旗县(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的数据,相当于辽上京地区6旗县可耕地面积约7·0万顷(表2)。可耕地的概念含义指自然条件所允许开垦的全部范围,这里强调自然条件的允许是指包括气温、降水、土壤、地貌等综合指标对农业生产的支持程度,凡在自然条件综合指标允许范围之内,进行农业开发对环境的扰动相应较小;而在自然条件综合指标允许范围之外,农业开发造成的环境后果应十分严重。可耕地的概念实际就是环境对农业开垦范围的限制性区域,超过这一区域自然环境已不适于农业开发。由于界定可耕地的概念是以环境允许为前提的,那么可耕地究竟是变量还是定量呢?由于农业生产除立足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外,也渗入了人类的技术成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技水平提高,可耕地的范围会有所提高,但其基本范围受自然地带控制,应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