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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对“垃圾分类”政策的传播策略研究——基于《北京日报》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

日期:2021年08月21日 编辑:ad201107111759308692 作者:无忧论文网 点击次数:557
论文价格:150元/篇 论文编号:lw202108101438415266 论文字数:41525 所属栏目:新闻学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硕士毕业论文 Master Thesis
相关标签:新闻学论文

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本文分析了以北京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报道这一环境政策过程中的内容特点与策略。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发挥整合资源的能力形成了“媒体链”,各种类型的媒介形式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报道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媒介缺陷的互补和联合联动机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进。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在现代社会中,人口激增与资源浪费让垃圾处理成为日益棘手的环境问题。目前我国面临着多种环境问题,近年来,在政府与民众的关注与行动下,雾霾与黑臭水体等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垃圾浪费与污染这一问题却始终没有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城市中,每个居民皆为垃圾的生产者,在日积月累中,城市的垃圾承载力日益减弱,垃圾问题与美好的人居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因此,随着垃圾围城和资源浪费等问题的日益严峻,对垃圾开展分类回收的紧迫性不断凸显。

国外对垃圾分类方式的探索已有一定基础,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即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认识到垃圾污染的问题,由于此前对这一问题的漠视,上世纪末期有关“垃圾围城”的环境报道反复出现,让人们初步认识到垃圾泛滥带来的风险,我国政府也开始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积极介入垃圾问题的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开展宣传与引导。2019 年,我国在政策层面发布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推行垃圾分类回收的环保运动。

推进这项运动不仅需要在政府层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还需要公众提升环境保护意识,改变旧有的垃圾处理习惯,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柔性干预机制在垃圾分类“新风尚”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作为面向主流人群,传递主流价值的主流新闻媒体是这场环保政策宣传动员的主力军。在当前全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的方式、渠道、平台不断融合,社交化、移动化传播大行其道,短视频异军突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主流媒体的传播渠道优势和话语号召力,在解读政府政策,监督政策实施的同时,调动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成为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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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综述

(一)主流媒体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

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西方,上世纪初,在美国黄色新闻泛滥的背景下,美国学者提出这一概念,用来区分格调低下的黄色小报与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正统报纸。例如,Linn Jr.Washington 将黄色新闻与主流新闻的差异表述为,“主流新闻应当遵从以报道事实为原则的新闻准则,但黄色新闻却始终将事实当作一个好故事的阻碍①。”由此可见,在西方语境下,主流媒体的内涵重在新闻生产过程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在《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一文中,对“主流媒体”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西方主流媒体是指恪守新闻专业主义,拥有较大体量的受众,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媒体,其媒体类型并没有特别的限定,包括多元媒体形态,它们在长期的新闻生产中践行着新闻专业理念,获得了一定的公信力和社会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主流媒体”这一概念引入我国,国内学界对其进行的概念界定版本较多,喻国明提出,“主流媒体建构了报道议题,引导着公众舆论走向,其在社会层面的功能主要是开展舆论引导,服务党与人民的利益②”。邵志择认为,“主流媒体是依赖主流资本支持,以主流受众为传播对象,使用主流的表达手段,传递着社会主流意见和生活方式,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认可度的媒体③。”周胜林将主流媒体定义为“具有较大影响力、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引导社会舆论的媒体,级别要达到省一级以上④”。目前这一观点被普遍引用。

从以上我国学者的观点来看,主流媒体作为一个“舶来”词,在中国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由于国情特殊,我国主流媒体的评判标准应当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新华社在 2004 年提出了我国主流媒体评判的六条标准:第一,充当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第二,传递主流意识和价值;第三,拥有一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第四,用报道记录历史发展脉络;第五,传播受众覆盖社会各阶层;第六,具备较高的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从这一标准来看,符合我国语境的主流媒体具有传递主流价值、代表主流意识、影响主流人群的特点,这也正契合了我国新闻媒体代表党和人民利益,坚持正确导向,弘扬主旋律的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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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流媒体报道对环境政策实施的作用


一、社交媒体时代环境政策传播面临的挑战

环境政策由国家制定,旨在改善环境条件,解决环境问题,并以大政方针的形式进行环境立法和行政管理。对环境政策贯彻的效果影响着国家整体的环境水平和公众的环境素养。在我国社会背景下,环境政策是由党和国家依据当前发展阶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本土化后的理论成果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具有时代性和现实依据的政策条文①。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被确立为我国具有战略性的宏观发展目标,具备了最高的政治高度,环境政策实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我国进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垃圾分类”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国家提出的旨在提高垃圾利用率,减少垃圾污染的环境政策。

对环境政策开展有效传播可以推进环保举措的落实和民众环保观念与行动的改善。在我国环保政策传播的实践过程中,主流媒体从一开始就承担着主力军的角色。这些主流媒介积极开展环境政策的宣传和推广,承担着启蒙国民环保意识的重任,主导着环境报道的实践活动。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主流媒体独占政策传播“发声筒”的格局被打破,网络所特有的去中心化、即时性、多样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为普通人开展信息传播打开了渠道,论坛、网站成为人们交流环境议题和政策的平台。此后,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更新进一步促成了社交媒体的强势崛起,“人人皆媒”的自媒体时代到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信息汇集和民众获取资讯的主要平台。信息传播过程改变了以往由单一的平台或中心向外扩散的传递模式,转变为新旧媒体、新媒体内部以及不同平台之间的信息相互流通与互动的传播方式,具有融合化的特点,信息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实现大面积扩散。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发声欲望与权利意识实现了充分的满足和激发,主流媒体曾经拥有的对政策传播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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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流媒体报道在环境政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

媒体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必要环节。首先,对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分配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准则,而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以程序正义作为制度保障。但公共权力在隐蔽环境下的运行让相关决策过程隐藏在人们难以参与和接近的“黑箱”中。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可以打开决策“黑箱”,让决策全过程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⑤,保证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其次,媒体和公共政策都是社会治理机制的一部分,媒体掌握着传播资源,其从属性上看接近于公共物品,所以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公共性。此外,媒体向社会公众无差别地传递政策信息,同时体现着“非排他性”。最后,从新闻媒体本身来说,其充当着辅助机制,能推动我国各级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现科学民主决策。这些原因共同决定了在环境政策传播中需要发挥媒体的作用。

(一)主流媒体在环境政策传播中的角色

环境政策作为公共政策需要媒体参与传播与推进实施,其中尤其要发挥主流媒体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具有强大话语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扮演着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角色,对国家环境政策具有解释与宣传的职责,发挥着将民间和官方意见上通下达的作用,因而走在政策传播的最前线。另一方面,从纸媒时代发展而来的主流媒体掌握着庞大的传播资源和专业的采编队伍,在网络还不盛行的传统媒体时代占据着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端口,成为环境政策向全社会广而告之的主渠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环境保护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并被提高到宏观政策层面上。以此为背景,《人民日报》最早开辟了环境报道专题版面,开展环保议题的新闻报道,专业报刊《中国环境报》随后也跟进创办,专门开展环保宣传。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报党刊积极投入到环境政策和知识的宣传与普及中,主流媒体有力推动了环境政策的传播过程。

图 1:《北京日报》垃圾分类报道数量走势

图 1:《北京日报》垃圾分类报道数量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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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流媒体对“垃圾分类”政策报道的内容特点..................... 18

一、主流媒体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报道阶段.................................... 18

(一)试点阶段(2000~2008 年)................................19

(二)初期推进阶段(2009~2015 年).................................19

第四章 主流媒体对“垃圾分类”政策的传播策略......................... 35

一、主动建构媒体议程以影响政策议程.................................... 35

二、以报道促成多元协商,巩固政策的合法性基础.......................... 36

三、深耕监督报道,督促分类政策落实....................................... 38

第五章:对“垃圾分类”政策传播实践进路的反思....................... 44

一、改变“运动式”报道方式,修缮政策过程与报道的联动机制................. 44

二、弥补倡导性角色缺失,跨越“态度—行为沟”....................... 45

三、挖掘新媒体价值,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