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研究，信息传播和观点表达的逐渐网络化所带来的改变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媒体人也不例外，他们同样如普通群众一般可以利用网络展现新闻之外的私人观点和思考。并且当媒体高度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现今的媒体人虽然掌握着媒体使用权但同时也时刻处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媒体行业原本存在的神秘感和神圣感逐渐消失，媒体人的一举一动反而更易成为人们关注和评论的焦点。另外，由于媒体人深谙信息传播规律，其往往能够针对既有的某一行业事件用丰富词汇进行表达，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置于具体的事件和场景之中来完成观点的说服，起到较之普通人更加完美的说服效果，从而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和认同。
1 绪论
1.1 研究源起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行业也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改变，以“中央厨房”为代表的内容生产流程的再造、以“融媒体中心”为代表的传播技术革新等等变化无一不彰显着媒体转型、媒介融合大潮流的奔涌之势。这一过程中，媒介生态发生了重大改变，以纸媒和电视为代表的传统新闻业首当其冲，在许多方面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新闻的生产过程、传播依托的技术、行业的规制和理念、作品的评价标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理念等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作为见证者的媒体人身处中国媒体业态巨变漩涡之中，拥有着最为深刻的感触，其言行无疑是研究中国传媒行业变迁最好的样本。
从传媒行业的巨变中一路走来，传统媒体人不但承受着政策、市场、受众等外部因素变化的压力，而且必须面对内部自身层面如荣誉感丧失、认同感下降等职业困境。基于对行业情势的共同感知和判断，无论是“老江湖”还是“新生代”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过去，企图用“怀旧”的形式来寻求现今困境的解答，媒体人纷纷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怀缅中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许多的非新闻表达文本当中。随之而来的是私人文本开始走向大众化，成为新闻业转型或危机话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金时代”一词也在不断的话语实践中被建构、解读、重构，出现了虽然想要呈现的目的和内涵不一致，但是均使用“黄金时代”来加以描述的现象，并给个人、组织、社会等层面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近些年，不止媒体人热衷使用“黄金时代”来展示其观点，以泽利泽、潘忠党、李红涛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们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媒体“黄金时代”，将之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现象学认为人类的所有认知和表达都摆脱不了主观意识，可见关注“黄金时代”表达所展现的观点与情感，实质上是关注媒体人不同时期“新闻价值观”的构建问题，这对于了解转型期记者的行动目标、现实以及价值观的流变，关照当下媒体转型中的“人才”和“思维”的困境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黄金时代”在使用中具有较明显的个体差异和认识分歧，同样需要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反思其演变和传播过程，厘清其实质内涵，做到正确理解和看待。同时，在社会精神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探讨媒体人阐释性表达中的“黄金时代”，更是有助于反思新媒体时代下出现的私人文本大众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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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媒体行业正处在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媒体人作为直接的参与者更是深有体会，许多身处改革漩涡之中的媒体人纷纷开始通过文字来表达自我对行业对职业的看法和认识。在这其中，无论是“老江湖”还是“新生代”，纷纷选择使用“黄金时代”进行表达。他们立足当前情状，回望过去、展望未来，更为全面地展现了自我认知中的“新闻业最好的时期”，不断叠加之下，“黄金时代”得到业界、学界甚至普通人的广泛认同。因而研究“黄金时代”文本除了能够了解媒体人使用的重要话语策略以外，分析其所暗含的最好的社会大背景、最好的行业状态、最好的组织氛围等等对于了解转型期媒体人“新闻价值观”也有重要意义。此外从反思的视角理清“黄金时代”一词的演变和传播过程，有助于社会成员正确看待媒体行业的变迁和发展，并对于思考新媒体时代下的私人文本大众化现象同样有一定的价值。
科学意义：（1）当前的表达和研究中通常直接将“黄金时代”作为口语使用，而忽视“黄金时代”本身的内涵实质及演变情况，本文从反思的视角出发对相关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了解文本本身及其背后的职业媒体人心态以及行业生态变迁；（2）本文所进行的历时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媒体人阐释性文本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针对表达同一价值判断的文本；（3）本文对了解新媒体时代下私人文本表达和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大众化倾向也有一定意义。
实践意义：（1）本文所进行的研究有助于展现媒体人对于职业沉浮和新闻行业的认知和判断，帮助我们从媒体人的角度出发反思转型期媒体人存在的困境，正确了解媒体行业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从而助力媒体行业良性发展；（2）有助于反思新媒体时代出现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界限不清的问题，有助于对当前阐释性文本表达和传播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解读、意义泛化等现象进行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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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2.1.1 媒体人职业定位和职业认同研究
随着互联网普及和智能终端的大众化，传媒业态发生了许多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至中国新闻从业者本身，其中媒体人对自身的职业定位和职业认同越发受到重视。但不管是媒体人群体还是从业者个人，学者们的研究均反映了诸多职业认知困境。樊亚平、刘静①（2011）通过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成长历程进行研究，指出了中国媒体人是在坎坷中寻求职业身份认同的，其道路艰难、滞重，充满了对抗和博弈的过程；夏倩芳、王艳②（2012）则聚焦调查记者群体，指出在现今状况下，记者的职业共同体还处于比较脆弱的阶段，突出表现在伦理规范、职业救济两方面；在陆晔、潘忠党③（2002）看来，新闻从业者个体在建构自身专业名望和职业认同时，出现了无法与所在媒介组织建立起理想层面的有效互动的情况，受此影响，其职业定位模糊、职业归属感下降。
与此同时，媒体人的职业倦怠感不断增强，存在的职业风险增多，也加剧了职业认知困境的形成。李红玲④（2009）通过对新闻记者职业倦怠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指出我国新闻记者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情感疏远、情绪低迷、个人成就感下降的情况，总体态势不容乐观；曹茹新⑤（2009）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并且通过对中央级、省级、市级的媒体从业者进行考察，发现职业倦怠程度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央级最高、省级最低。存在的职业风险则主要体现在采访过程中，路鹏程、石永东⑥（2013）认为由于新闻记者在工作时较多、较深入地接触到心理创伤事件，患有心理创伤疾病的可能性远超常人，尤其是深度调查类记者。另外，通过中国记者协会维权委员会在 2003 年开展的调查结果，发现有半数以上的新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妨碍和阻扰。职业存在的风险因素意味着媒体人职业认同难度的提高。
此外，受自媒体平台的影响，记者职业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也给媒体人带来了许多威胁，由于不再只有专业媒体机构和职业媒体人才能进行新闻生产，职业媒体人的生存空间因此被大大压缩，严重削弱了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感，并且受其影响，中国职业媒体人不再坚持曾经的“舆论监督”、“社会批评”等功能，对于职业角色的认知也逐渐不再以“宣传”为本位，而是回归到“传播”本身。白红义①（2013）通过研究发现，近年来勃兴的用户生产内容形式冲击了记者职业的合法性，原本独属于专业记者的工作被曾经的受众侵入，新闻工作因而呈现出“去专业化”的态势，其边界日渐模糊。张志安、吴涛②（2014）围绕着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角色评价而展开的调查则显示，记者越来越认可其作为中立的“.记录者”的身份，而原本占主导地位的“宣传者”、“监督者”的角色身份则呈现出式微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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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2.2.1 媒体人职业角色定位研究
Thomas Hanitzsch 和 Tim P Vos①（2018）认为分析研究传统和规范研究传统是西方学者进行记者角色研究所采用的两种主要范式。相较于规范研究传统，分析研究传统被更为广泛地运用在新闻学领域的研究中。分析研究传统最早出现和使用是在《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当中，依据此范式，Cohen②(1963)对“中立”、“参与”两种记者角色进行了区分。Janowitz③(1975)则在此之后采用“看门者”、“倡导者”两个相类似的概念又对记者角色进行了区分。最终记者的角色被 Weaver 和 Wilhoit④(1986,1996)划分成了四种，分别是“传播者”、“释义者”、“对抗者”以及“大众动员者”。至于规范研究传统，则主要在二战之后得到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从政治家到学者都开始意识到媒体能够在引导和塑造公众意识的过程中起到较大的作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不断开始宣扬新闻报道对民主的促进作用。Lasswell 和 Wright⑤则关注到了媒体和记者所具有的社会监督、社会关系、信息传递、娱乐等功能。Siebert⑥等(1956)在肯定新闻具有影响政治参与度和调整社会结构的作用之上，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新闻报道息息相关，必须将它们联系起来一并进行考虑。Christians 等⑦(2009)还指出记者具有众多的角色功能，如信息观察、信息提供、评论建议、宣传引导等，因此必须能够担当起多元声音呈现的责任。
此外，众多的学者认为记者巩固自己的职业角色实质上是为了肯定自身职业存在的正当性。Claudia Mellado①（2015）在媒体人的自我期待和现实表现两种情况下对记者的角色进行对比，指出两者存在诸多差异。Rimal ，Lapinski②（2015）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