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学论文研究，非虚构写作是在公共价值和新闻专业价值逐渐离场，商业主义统合新闻界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的产物，它的进场逻辑决定了它注定无法跟原来的调查性深度报道等文体一样，而是将文学性和故事性为主要卖点，为求救中的新闻业带来转型希望。而随着非虚构写作近些年的高曝光度和全民非虚构热潮的兴起，一个误区也需要被指出：非虚构写作不应被视作是新闻报道的最高形态。一方面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非虚构写作受到关注和它刚好适应当前的政治条件和媒体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不同的新闻事件适应不同的新闻体裁，将一个本不适合写成非虚构作品的新闻事件一味按“高级化“处理，是一种刻舟求剑的行为。曾经因《沉默的铁狮——2016 年北师大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引发关注的作者康宸玮就表达过担心非虚构写作占据写作者过多的注意力这样的观点，“我担心的是，未来的新闻系或中文系学生把非虚构文学当成新闻报道的最高形态。如果将来有一天，到处都是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长报道，但是能把短消息写得文通字顺、客观真实的记者越来越少，不见得是个好事。”
第一章 非虚构写作的溯源
第一节 非虚构写作的兴起
非虚构写作的兴起首先要追溯到上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当时的美国社会动荡不安，性解放运动、嬉皮士、吸毒，年轻人们走上街头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开始为妇女和其他人种争取各种权利，原来的价值体系崩塌，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信奉和父辈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作大变革的时代，“每天的现实变得甚至比最好的小说更离奇动人。”小说家开始做出转变，针对现实进行写作、回应社会现实，这类小说被称为“非虚构小说”，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新新闻主义出现了。
新新闻主义对传统的新闻报道理念进行了一次反叛，即不承认存在客观报道能够真实反映当前的社会复杂性，主张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心理活动，采取小说的技巧，重视人物对话、场景，并不遗余力地进行细节描写，通过花费大量时间深入采访，利用记者的感知，以获取对事件的观点和看法。毫无疑问，新新闻主义为当时的美国新闻界带来一股新鲜的潮流。杜鲁门·卡波特的代表作《冷血》，讲述了一桩惊世骇俗的谋杀案，作者花了六年时间搜集所有关于这个案子蛛丝马迹，通过大量采访、资料，讲述了一个好故事，称为整个非虚构写作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也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纪实小说。”这段时期诞生了一系列优秀的新新闻主义作品，如《糖果橘瓣式流线型宝贝》、《夜幕下的大军》、《惧恨拉斯维加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等。这些作品以《滚石》、《纽约客》、《乡村之声》等杂志为主要聚集地。此外，以杜鲁门·卡波特、盖伊·特立斯、亨特·汤姆逊、诺曼·梅勒、汤姆·沃尔夫等人为代表的新新闻主义群体形成，汤姆·沃尔夫还被称为“新新闻主义之父”。以盖伊·特立斯为例，其尤其擅长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价值，对穿梭在纽约城市中的售票员、工人、棒球手等小人物感兴趣，他认为在他们身上存在一种更广泛的真实，并表示“美国的魔力，存在于它的非虚构人物身上。”因此，尽管他本人并未自称“新新闻主义”或者“非虚构写作”，他的写作方式却受到了当时乃至现在全世界诸多非虚构写作者的模仿和借鉴，汤姆·沃尔夫称他“开创了新新闻学派”。1973 年，汤姆·沃尔夫编选了《新新闻主义》一书，让“新新闻主义”这一概念为学术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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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非虚构写作——绕过报告文学的尸体
正如新新闻主义是美国大变革时代的产物，我国的非虚构写作也与时代变迁密不可分。长久以来，我国本土就有对纪实美学的崇拜，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的纪实文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至今中国已在世界的纪实文学殿堂中占有重要地位。纪实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但新闻界中的非虚构写作和纪实文学比较好区分：纪实文学的中心词是“文学”，也就是说整体基于真实的题材，但是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虚构部分，比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新闻界中的非虚构写作则以真实性为前提，不允许出现虚构情节。
报告文学兴起和繁荣的时间是在文革后的十余年，“新华体”依旧统治新闻界，僵化的文风逐渐面临挑战：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更具可读性的、更通俗可感的报道方式，希望摆脱文革时期新闻文风的桎梏。报告文学就是在这一片僵化的新闻界中，如同一股清新的微风吹来，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典型代表，承载了向民众启蒙的重要作用。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精神力量，向人们展示了恢复常识和常理的重要性，一时间风靡全国，备受赞赏。然而，报告文学并没有处理好文学和新闻真实性的关系，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走上了“样板戏”的道路。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后期，报告文学再次回到“宣传范式”的窠臼，在新闻界走向了边缘化的道路。回顾过去，报告文学就如同一面镜子，向人们展示了当新闻报道的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代价就是被人们抛弃在历史舞台的角落。
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相比较起来，看似只是写作方式的不同和遣词造句的差异，实质上却是整个文学观和新闻观的差异。报告文学采用的是一种印证式的逻辑，为完成这个逻辑达到宣传某人的目的，塑造出“伟光正“的喜羊羊类型的人物。这样的脸谱化在报告文学的后期变得越来越明显，逐渐失去了它的市场。非虚构写作以真实为根本原则，只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视角，加之文学性的表达技巧，展示着更现代、更普世的叙事内核。用《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卫毅的话来说，就是“非虚构写作就是去掉报告文学所写人物背后的金光。”因而，当人们对非虚构写作报以报告文学式的担忧时，有知乎网友精辟地总结道：“好的非虚构写作必须要绕过报告文学的尸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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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虚构写作的进场逻辑
第一节 公共领域被挤压：调查性报道消失，公共性退场
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新的写作范式，本文将它放在历史的维度中进行比较，以此来更好理解新闻范式的变迁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了解非虚构写作进场的整体背景。从新闻文体变迁来说，对新闻文体的审视可以看作是对新闻事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从早期的“跃进体”、“文革体”再到”新华体“、“市民体”、“南周体”，一直到最近的非虚构叙事，不难看出新闻文体的故事化、专业化、平民化的转向，从纯新闻向深度报道的转向，从告知知识向理解知识的转向。学者刘勇曾引入“范式”的概念，不同阶段新闻语体和范式也不相同。他总结了 1978 年以来我国新闻文体的变迁，大概分为宣传范式、故事范式和专业范式。而且这三种范式并不是取代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并存关系，三者随着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的变化此消彼长①。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媒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以往高度僵化的宣传文体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以“新华体“为代表的宣传文体。这一阶段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对传统的宣传报道感到厌倦并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比如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她所写的会议新闻《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一文既出好评如潮，获得 1982 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在这则新闻中，她革新了导语的写法，大胆使用了一种散文化的新闻写法，使得一则平平无奇的会议新闻充满文字新闻的视觉追求和现场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媒体的社会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由单纯的宣传工具变为集宣传、告知信息、监督、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复杂的角色。与此同时，社会改革带来了社会分层，不同分层的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新闻媒体需要向不同群体提供多样化的信息，体现在新闻文体上就是形成“以“新华体”为主导，通讯、特写、深度报道等其他多元新闻话语范式为补充的多样性格局”①。进入 90 年代，新闻文体再次迎来新变化。随着全面改革开放的进展，媒体商业化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主要体现都市报的兴起和“市民体”的出现。1995 年 1 月 1 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创刊，成为中国第一份都市报，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创办都市报。和党报不同，都市报受众主要是都市市民，办报遵循的是市场规律，报道内容丰富多样，覆盖政经、体育、娱乐、文化等各个方面，故事性强，信息量大，因此深受读者欢迎，成为和党报、专业报并列的中国三大类主要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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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业主义逻辑下的非虚构写作
在公共领域受到挤压，原来以公共性和专业价值为导向的新闻价值体系逐渐消解的背景下，新闻业为了自救转型走向了全面拥抱商业逻辑的路径，非虚构写作成为了商业主义统合新闻界的产物。
一、 新闻业商业模式探索下的非虚构写作
新媒体时代，过去新闻媒体的二次售卖机制失效，非虚构写作成为媒体寻求商业变现模式的重要尝试。 本文通过观察新闻从业者对非虚构写作所发表的公开言论，发现其中关于商业主义的词汇更为活跃，如商业模式、盈利、产品、可持续、变现、价值、市场，例如“如果写作圈像创投圈那样有风口一说，那么，非虚构就是写作圈里的共享经济”②，而如客观、公正、监督、社会责任这类涉及非虚构写作的专业规范和公共性话语则较少被提起。学者李艳红、陈鹏分析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时提出“商业主义构成了当下中国新闻业者在面对数字化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时所形构的话语的核心。”③因为无法和商业主义产生勾连，为媒体机构带来利润，以专业价值和公共价值为导向的新闻实践被压制和边缘化。围绕社会公器角色开展的新闻业务实践如新闻采访的突破技能、耐心打磨新闻文本、独家深入调查报道等等，均被划定在“无法为媒体带来商业价值或乐观的商业前景”一列，成为“过时”、需要转型的、没有回报的无用之举。造成的结果是，近年来多家传统媒体深度报道组进行了改组甚至撤组，并且普遍压缩了用于深度报道的采访成本。当突发事件发生，真正赶到现场去做报道人少之又少，洗稿抄袭现象屡见不鲜。以《太平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