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苗文的记载及传说
关于古代苗族有无文字，学术界历来颇多争论。1997年《贵州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论苗族民俗文化中的蚩尤形象》一文认为，苗族民间认为，蚩尤是古苗文的创造者。各地的苗族几乎都有苗族古代有文字的传说，这些文字写在羊皮或树皮上，传说中大都认为，由于战争与迁徙频繁，苗族古文字才不幸失传，如今各地苗族刺绣图案中的几何花纹，就是古代苗文的零星残存。
苗族的文字，有着曲折的经历。清代以后的文献记载，苗族历史上确实有文字，如湖南城步苗族曾使用过一种类似汉字篆文的苗文，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苗族杨清保起义失败后，因被官府强令禁用而失传。在清人陆次云所撰《峒溪纤志》、近人谢彬著《云南游记》、于曙峦著《贵州苗族杂谭》、华学涑著《国文探索一斑》等书中，也提到云、贵、川等省有苗文。谢彬云："苗文为太古文字之一，半立于象形，无形可象者立于会意或谐声，亦有不得有形、意、声立者，则附以各种记号，有一字数音、数字一音者。"国外一些学者如德韦利阿 (G'abriel Deveia)、 维亚尔(Paul Vial)和 德奥·隆 (Commandant Douone)等人对苗文曾有过调查和研究。这些苗文字形，与老彝文有某些相似，因而有人曾怀疑是彝文。但与《彝汉字典》对照，并经贵州彝文学者辨别，认为不是彝文，音义差别很大，而苗语确能解之。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古苗文确实是存在的，只因应用范围不广或被官府禁用，所以无法流传，史籍才说苗?quot;无文字，刻木为契"。近年在黔东南雷公山和月亮山周围的苗族聚居区发现一些碑文，类似汉字，但又不是汉字，也不同于"水书"，当地人称为"苗文碑"，可惜残破不全了，是否与古苗文有关，尚待文字专家研究。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关岭红岩碑的天书，属古代苗文，持此意见的学者颇多。有不少学者认为，威宁中水出土的古陶瓷中的刻画符号，亦是古代苗文的雏形。
二、柏格里老苗文以及其他苗文的创制
20世纪之前，苗族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清末黔西县化屋乡苗族杨维舟用汉字偏旁部首创制过苗文；威宁县苗族张约翰等人根据传统整理过两套苗文符号。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在黔东南的旁海镇(现凯里市辖)传教时，也创制了一种苗文，这种苗文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故称"注音字母苗文"，当地教会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读物，该文字先早已销声匿迹。清末民初，湘西杰出的苗族诗歌作者石板塘曾运六书"的造字规律，借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方块字形的苗文，用以记录和创作诗歌，并在部分苗族中推行。抗日战争时期，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运用阿拉伯字母，以乾城(今吉首)苗语语音为基础，创制了苗族拼音文字，以后又在此基础上，简化为"速记苗文"。同时期，贵州松桃苗族教师龙绍华曾运用国际音标编写东部方言的苗文课本(称"红苗语课本")，对学生讲授。
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为传教的需要，在汉族传道员李斯提反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运用苗族前辈整理的符号和拉丁字母，以石门坎为标准音点创制了拼音文字，并在川黔滇苗区推行。这种拼音文字?quot;柏格里苗文"或"石门坎苗文"，亦称滇东北老苗文。
柏格里等人对于这一发明非常满意，他们曾经吹嘘说："这种发明很成功，有二十几匹马驮了用颐堑淖帜钙葱吹氖ゾ搅死ッ饕院螅诹叫∈蹦冢柯敉辍?quot;文字学家指出，这不是文字创造成功不成功的问题，而是苗族迫切需要文字的表现。
老苗文主要适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安顺地区、六盘水市和云南省昭通地区、昆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这部分苗族有35万多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有5万多人。现在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苗族群众使用，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掌握。用滇东北老苗文出版的书有《圣经》、《赞美诗》、《马太福音》和《花苗新课本》。《花苗新课本》先后印发1.5万册。川南、黔西北操川黔滇次方言信教的苗族也曾用滇东北老苗文翻译出版过《圣经》、《马太福音》等，现在也还有人掌握滇东北老苗文。滇东北老苗文属自创符号与拉丁字母混合的拼音文字，每个音节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为声母(共32个)，构成文字的主体，小字母(共37个)，为韵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上角或右侧或右下角，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苗文的创制及推行
一、创制苗族新文字的指导思想
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文字。 文字既是表达和记录语言及思想感情的工具，又是文化、教育、科学事业所依赖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民族文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应当努力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党的八大会议，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和周思来同志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quot;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文字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帮助他们创造和改革自己的民族文字。"
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开设了苗语班，为以后的苗语调查及苗文创制提供了骨干力量。党和国家经过一系列宣传准备工作之后，1952年，派出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联合组成的，由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王辅世等带队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对苗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语言进行调查。
1955年5月，调查组再次深入贵州、云南、广西3省区33个点，对苗语进行了七个月的调查后，初步将苗语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滇东北四个方言；并向同年12月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提出了《苗语调查报告》。1956年5月，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及有关省区共同组织了700多人的7个少数民族调查工作队，开展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以马学良、王辅世两位教授为正、副队长的第二工作队负责苗族、瑶语及其他亲属关系较为接近的语言调查任务。工作队分成东路、中路、西路、黔中南四个中队及海南岛小组，分散到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记录了70个县市203个点的苗语材料，完成了全国苗语的普查工作。
工作队的全体队员，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深入苗山，访问和记录民族语言，他们特别抓紧在一些即将离开人世的高龄老人中，抢救性地记录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宝贵的民族语言材料，查明了苗族各地区的人们在语法现象上的异同、词汇异同的百分比例等，并归纳出了成套的语言对应规律，为召开苗族的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准备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语言材料，为创制苗族的文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及创制民族文字方案
1956年8月，苗语科学讨论会预备会在贵阳召开，之后，第二工作队为选择苗语各方言的标准音地点进行了补充调查，写出了《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苗文的问题》的报告。
1956年10月底和 11月初，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议，在贵阳举行。出席苗语文科学讨论会的有中央和贵州、湖南、广西、云南、四川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二、四工作队285位代表。苗语文科学讨论会听取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司副司长、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尹育然作《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和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队长马学良教授作《关于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苗文的问题》的报告，贵州省副省长欧百川(苗族)作《关于苗族的文字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语言学顾问谢尔久琴柯教授(苏联籍语言学专家)作《论苗族的语言文字》的报告，到会代表本着发扬民主、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这次会议的成果：把苗语治胁?标准音点是贵州凯里挂丁乡养薅寨)、东部(标准音点是湖南花垣县吉卫乡)、西部(标准音点是贵州毕节县先进乡)、北部(标准音点是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四个方言。
鉴于苗语方言复杂，虽然在语法上基本一致，但各个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很大差异。若是只创立一种苗文，显然不能适用于各个苗语方言的。因此，会议决定：苗语中部、东部、西部三个方言各创立一种文字，1905年由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编创的北部方言(即"老苗文")文字存在很多缺点，为了使这个方言文字与新创立的三种苗文的字母形式一致，以便于苗族内部的文化交流，按照北部方言区人民的要求，决定对"老苗文"进行改革。会议通过了苗语四个方言的文字方案(草案)。以上苗语方言名称，经1957年7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关于民族语文工作座谈会"修定为：中部方言改为黔东南方言，东部方言改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为滇东北方言。按照1957年12月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规定，上述苗语四个方言文字方案，都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三、新苗文创制后的社会影响
苗语四个方言文字方案(草案)，报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开始在苗族各地区试验推行，结束了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