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公共养老保险制度除了具有应对长寿风险的保险功能和强制储蓄功能外，还可以通过选择现收现付制的融资方式实现代际收入再分配，甚至通过对不同群体实行不同的养老保险缴费率或养老金计发办法来实现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Aaron, 1966; Diamond, 1977; Atkinson, 1987；李绍光， 1998）。对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收入再分配从经济学理论看可以这样理解：个人通过参加公共养老保险得到退休后获取养老金的权益，形成养老金财产；但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养老金水平是由各个时点的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决定的，因而个人一生中得到的养老金的精算现值与本人一生中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精算现值不一定相等；这其中的差额，即反映个人一生的缴费与受益关系的养老金纯受益就是通过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的收入转移。如果养老金纯受益为零，则不存在收入再分配，如果养老金纯受益不为零，则认为存在收入再分配。这样只要估计出某种公共养老保险体系下不同群体的养老金纯受益就可以描述该养老保险体系中存在的收入转移状况，考察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在完全的基金积累制下，个人一生中得到的养老金的精算现值与本人一生中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精算现值相等，即养老金纯受益为零，养老保险制度中不存在收入再分配；而在现收现付制或部分积累制下，则有可能存在收入再分配。理论上，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再分配，不仅有可能改变各代人的消费和劳动供给行为，通过资本储蓄影响未来代际的收入水平；也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影响个人的参保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养老保险制度自身的财务可持续性。因此，对某种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收入再分配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不仅可以为考察该种养老制度的储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可以为学术界讨论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或融资方式以及抉择机构确定今后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为1997年《决定》）中，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目标，并对不同群体实行不同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养老金计发办法。①在向部分积累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保费收缴率逐年降低以及养老金收不抵支等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引发了经济学者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注，出现了不少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②对产生“空账”的根本原因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即中国在设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时，没有采取专门方式处理转轨成本，而是期冀通过提高新制度下的保险费率的方式逐步将其消化。在这种融资方式下，新制度的参保人的缴费不能完全形成本人的养老金资产，有可能一生中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精算现值大于一生中领取的养老金精算现值，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引发收入转移，实现收入再分配。
赵耀辉和徐建国(2001)指出养老保险中存在的收入再分配会影响人们加入新制度的动机和缴费积极性，主张以建立完全的基金积累制来形成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不过该文没有对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收入再分配进行具体的定量分析。任若恩等(2004)利用代际核算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包括事业机关在内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分配状况，发现未来代的代际账户值比2002年新出生一代高66%到102%。但要考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为今后的政策决策提供客观依据，显然还需要来自微观角度的验证。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反映个人一生的养老保险缴费与受益关系的终生养老金纯受益这样一个微观角度，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到底有没有收入转移？如果有，不同群体间收入转移的程度是多少？并以此来定量考察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③国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从这种微观角度估计养老保险制度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文献(Hurd and Shoven, 1985; Nelissen, 1987)；近年来，又有Feldstein和Liebman(2002)、Borelia(2004)分别估计了美国和意大利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④这些研究构成了本文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的思想基础。
继1997年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2005年12月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为2005年《决定》）。该决定坚持了1997年《决定》的部分积累制的目标，但对个人账户的比例和养老金计发办法等做了调整。最新改革方案下个人从养老保险制度中获得的养老金纯受益势必与1997年方案不同。那么2005年《决定》的调整，到底是增加了个人的养老金待遇还是减少了养老金待遇呢？本文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回答人们关心的这个问题。因此，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别估计个人在1997年《决定》的改革方案下和在2005年《决定》的改革方案下的养老金纯受益，并比较分析不同改革方案下的收入转移状况。本文的第二部分将介绍分析方法和使用数据；第三部分描述定量分析结果，分析1997年和 2005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产生的代际代内的收入分配效应；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
要估计个人从养老保险制度中获得的终生纯受益，需要知道个人的终生养老金和终生保险费。如果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运行几十年，制度趋于成熟，那么就应该存在个人从开始缴纳保险费到开始领取养老金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的数据。利用这样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个人终生养老金和终生保险费的现值，得到养老金纯受益额，并以此比较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转移，考察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不过10来年，还不存在反映个人一生的缴费和受益关系的数据。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虽然有这样的数据，但很难提供给研究者使用。所以国外的研究文献在分析养老保险中的收入转移时，一般是利用一年或几年的个人收入调查数据，在一定假设条件下进行估计。本文也是利用国家统计局进行的住户调查数据，根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估计个人养老金纯受益额，并以此讨论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的具体估计程序如下：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估计个人的工资收入函数，之后根据函数的估计结果得到个人工资年收入的预测值，并在一定的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的假设条件下，估计出每个人一生的工资收入分布；再根据养老保险制度对缴费和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规定，计算出每个人的终生养老保险费、终生养老金纯受益额等变量，讨论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一）工资收入函数及终生工资收入
我们以个人工资收入的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以个人的年龄、学历、职业等个人特征为解释变量来估计工资收入函数。
根据上面的工资收入函数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由(2)式得到个人在某一时点的工资年收入的预测值。但这样得到的工资预测值只反映了年龄—收入效应，而没能反映工资收入的年龄群体效应 (Cohort Effect)⑤，因此在计算个人一生的工资收入的(3)式中，我们加入了每个时点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
（二）终生受益与终生缴费
我国在1997年《决定》中，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了不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对改革前退休的人员即通常所说的“老人”按改革前的规定计发；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即“中人”，个人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时发给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对改革后参加工作的人员即“新人”，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现实中，人们参加工作和退休的年龄有所不同，因而“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划分与年龄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但如果作为一种标准模式，假定人们20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的话，则2002年时65岁以上的人属于“老人”，26岁至64岁的人属于“中人”，25岁以下的人属于“新人”。本文选取的样本是2002年年龄在20-59岁之间的就业人员，因而“中人”最多，有少量“新人”。本文根据上述政策规定和假设计算个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即“中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额为退休至死亡期间领取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总和的现值；“新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额为退休至死亡期间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总和的现值。这样，根据1997年《决定》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分别由(4)、(5)、(6)式求得个人一生中领取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在2005年《决定》中，由于调整了个人账户的计入比例和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所以个人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7)、(8)式进行计算。
1.基础养老金（1997年《决定》方案
4.基础养老金（2005年《决定》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