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英语不同于属于语用错误的“中式英语”,它是英语在中国使用过程中符合英语规范的一种使用型变体,是英语本土化的产物,其存在有客观合理性。基于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与前景,应着手进行中国英语语料库的规划与建设。
关键词:中国英语; 中式英语; 语料库
上世纪80年代,葛传 先生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但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将近10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学者才陆续注意到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并纷纷撰文或出版论著,对中国英语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意义进行论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外经济交往的加深必然导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进一步深化。而中国英语这一被学者界定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 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 1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中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1. 中国英语的界定
英语目前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最早只不过是盎格鲁- 萨克逊(Anglo - Saxon)民族语。随着英国日渐强盛与殖民地的日益扩大,这一不列颠岛上的小语种便伴随着坚船利炮向全世界蔓延开来。而语言总是与其内在的文化密不可分,于是,英语文化便也随着语言的扩散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各民族文化虽然都有其易于同化( assimilation)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本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而文化冲突的结果又反过来在其载体———语言上得以显现。因此,英语以及英语文化从其在陌生土壤生长时起,注定要被本土化( nativization) 。这便使得英语在异国他乡的使用过程中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篇章等方面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外语的变体”或“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 ”[ 2 ]。即便是在语言文化上继承英国人衣钵的美国,其语言文化与宗主国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其他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等,其使用的英语尤其是口语的差异就更大了。从这个角度上讲,随着使用英语交际的中国人口的增多,英语的中国变体(有些语言学家甚至不用“变体”一词,而直接使用Englishes,如Braj B Kachru, Kingsley Bolton等) ,即中国英语的出现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但是,中国英语不同于受母语(即汉语)负迁移( negative transfer)影响形成的中式英语。虽然学术界对二者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多数学者较为认同的看法是:前者称为ChinaEnglish,是“中国使用的英语”、“中国化的英语”(孙骊,1989) 、“汉化英语”、“带中国特色的英语(Chinese - colored English) ”[ 3 ]。而后者称为Chinese English 或Chinglish,是受汉语负迁移影响所产生的不为以英语为母语者所理解的不合规范的英语。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而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英语是跨越了中式英语障碍,“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句式和语篇”[ 4 ] 。而中式英语则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 4 ]。因此,中国英语不仅易于为母语为汉语的人所掌握,而且能为母语为英语的人所接受,能完全实现语言的交际功能,并且能够更准确地表达中国的特有事物。
2. 中国英语的客观性、合理性
纵观英语的发展历史,英语对外来语言的吸收能力可以说是其他任何语种都无法比拟的。英语的语音、词汇乃至语篇层次上的现状无不深深地烙上其与外来语言文化融合的印记。虽然由于历史以及文化渊源的原因,英语语言对外来语言文化的吸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近东,但亚洲语言文化(包括汉语)对于英语的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随着英语在中国被更为广泛地使用在各个领域,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特征也日渐突出。中国的英语使用者(包括在中国使用英语的外国人)以及研究人员越来越难以回避中国英语存在的客观现实,而这种存在的合理性也越来越为各方人士所接受。汪榕培(1991) 、李文中(1993)都对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予以肯定。
在翻译与交际中,中国所特有的事物使用中国英语远比硬套“标准英语”更容易为英语国家人士所理解和接受。“太极拳”尽管在国内出版的词典中大多译为shadow boxing,但英文词典对shadow boxing的解释是fighting with an imaginary opponent, esp. for training in boxing。这与中国的太极拳相去甚远,因此很难为英语国家人士接受。“近年来英美出版的词典(如Ayto, 1991) 却同时无例外地收入了taichi这一音译形式”[ 5 ] ; jiaozi比起dump ling为更多的英美人所接受;汉语专有名字的演化更加印证了这一事实, Peking, Canton,Taipei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汉语拼音Beijing,Guangdong和Taibei。代表中国人宇宙观和哲学思想的“yinyang”已经广泛地为西方人所接受,而无需也不可能使用“标准英语”的对应表达方式。
3. 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尽管学术界对于英语的“一元标准”( 代表人物为英国语言学家Randolph Quirk)和“多元标准”( 代表人物为美国语言学家Braj B. Kachru)问题仍然多有争论,但随着各英语使用国家语言学家对本国使用或本地使用英语所产生的本土化英语研究的深入,美国语言学家Braj B. Kachru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Braj B. Kachru 认为应对“各种英语”( Englishes) 予以认可,并应对其轮廓和文化导入( acculturation) 等由英语的学习和使用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BrajB. Kachru ( 1993)进一步提出了同心圆学说( concentric circle) [ 6 ]。根据他的观点,“全球的英语可以分为内圈( inner circle) 、外圈(outer circle) 和扩展圈( expanding circle) 。内圈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外圈指那些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国家,而扩展圈则指那些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日本等,而这些英语全部处于同一共核( common core) 之下,也就是说它们是建立在一个共核基础之上的具有各自特点的独立的英语变体”。这时英语已成为一个纯粹概念化的东西( a mere generalization) [ 7 ]。中国英语研究是建立在英语的多元标准基础之上的,即便是处于“内圈”的作为母语的英语(如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 ,其在使用地也存在程度不同的本地化特征,如果一味地以“标准英语(King’s English) ”来衡量它们是否符合“规范”,显然是不现实的。至于处于“外圈”的中国在文化上自然也是远离“内圈”的,语言的“文化导入”程度较之“内圈”英语更深,这不可避免地给中国英语留下深刻的文化烙印。
Kachru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各种英语”( Englishes)的论断,这实际上是对客观事实的理论阐述,因为在此之前国际英语( international English)早已形成,而有别于“标准英语”的英语国别变体已是不争的事实。同一时期,国内著名语言学家葛传在其1980年发表于《翻译通讯》上的《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虽然此后10年间少有学者撰文进一步论述英语的这一中国变体,但到了90年代,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并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学术界逐渐对中国英语达成共识,并使用“China English”一词,以区别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英语语误的“Chinglish”或“Chinese English”。汪榕培(1991) , 李文中(1993) , 贾冠杰、向明友( 1997) 等人对“中国英语”的定义作了界定, 进一步澄清了中国英语与传统的带有贬义的“中式英语”的界限。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英语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些作者在中国英语的最主要问题上观点大同小异,即都赞成中国英语与美国英语、印度英语等一样,是一种国别变体。李文中更加强调中国英语“不受母语干扰”[ 4 ] ,这是与受母语干扰的中式英语的本质区别;张培成(1995) 认为中国英语是使用型变体, 或是作为外语的变体,但否认国别变体的说法;何自然( 1994)在一篇综述我国语用学研究的文章中肯定了中国英语研究的价值,并建议从语用学和翻译学角度处理“中国英语”问题,深挖中国英语的“认知”根源。除了这些学者对于中国英语进行宏观上的理论论证之外,更有学者对于其微观层面加以研究。杜瑞清、姜亚军(2001) 等从语音、词汇、语篇三个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分析;金惠康( 2001)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英语在不同交际语境中要面对和接受的语言学和语用学上的适应性问题。
在目前阶段,虽然学术界对于中国英语作为“英语本土化产物的语言变体”并未完全达成一致,“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更兼这一领域的研究大都停留于“定性”阶段,实证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但笔者相信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以及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扩大,英语国家的人士必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尤其当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人们更加频繁和长期地生活在中国,切身感受中国文化的时候,中国英语所特有的表现力以及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