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对心理成本的测量(如Tran-Nam等,2000;Blazic,2004b)。净遵从成本概念的有效性同样受到质疑,如Pope等(1994)指出,遵从收益是否与遵从行为存在相关值得怀疑;总成本的再分配不仅发生在纳税人与税务管理机构之间,也发生在纳税人之间;纳税延迟收益不应当归因于遵从成本补偿。上述种种问题对遵从成本研究造成了实质性影响。正如Chattopadhyay和Das-Gupta(2002)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税收制度的巨大差异和估计方法的严重分歧,导致遵从成本估计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可比性。为此,人们也作出了许多的努力来改善研究品质。如在调查方式上,一些学者强调实地调查和访谈研究的重要性。Blazic(2004)就认为访谈研究能有效地提高问卷回答率,加深被访者对问卷的理解。其次,研究者也对心理成本测试进行了尝试, Sandford(1973)、Sandford等(1989)、Slemrod和Sorum(1984)、Blazic(2004a)通过询问纳税人为摆脱遵从焦虑的支付意愿的方式确定遵从成本。另外,Kauser等(2001)则数据处理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们将心理成本作为一个特殊项目单独研究。
四、研究展望
尽管遵从成本累退性已经得到相关研究的有力支持,为一些国家税收政策制订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该研究仍未走向成熟,存在许多的不足。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新兴体,理当重视纳税遵从成本研究。本文认为,中国遵从成本研究今后的重点不单单是实证遵从成本的累退特性,而应当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