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毕业论文，文章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东方精工并购普莱德为基础，对其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在后续计量时计提大额商誉减值损失的成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商誉减值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得到如下结论：1. 并购高估值、高溢价会带来商誉减值的高风险对收购标的估值高估的可能性是造成商誉减值的特有原因，而高估值往往也会增加并购高溢价的可能性，在高估值与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容易催生并购的高溢价，从而导致商誉泡沫的增大，商誉未来的减值风险也随之积累，因此企业的“双高”并购是造成商誉减值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企业开始逐渐拓展业务范围，以求取得优异业绩、领先行业发展。但是，单个企业很难仅凭自身力量在短期内实现快速成长，企业并购可以使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为企业发展注入动力，因此并购成为企业在短期内迅速发展的重要途径。2005 年，我国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开启了并购重组的新时代。2014 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以对市场为导向的并购重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同时也为企业并购创造了有利的政策条件。根据普华永道《2018 年中国企业并购市场回顾与 2019 年展望》的调查报告，我国国内近 5 年来上市公司并购交易数量高达 4.86 万起，并购交易金额合计约31,713 亿美元。然而，并购的发生通常无法避免并购商誉的问题，不少上市公司在并购的过程中追求“高估值、高溢价”并购，从而确认了高额商誉，带来了极大的资产减值风险。企业在后续经营过程中，一旦商誉减值迹象发生，并且企业决定对商誉计提大额的减值准备，就会使得部分企业在其中某一年内出现“扭盈为亏”，且亏损金额巨大。例如，2018 年就出现了商誉减值集中“暴雷”、业绩巨亏的异象：天神娱乐 2018 年全年亏损高达 69.78 亿元，其中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就有 40.6 亿元，成为 2018 年度“亏损王”；掌趣科技在 2018年出现了大额计提商誉减值的现象，导致其在近 20 亿营业收入的基础上亏损了 30 亿；华闻传媒 2018 年亏损达 49.9 亿元，业绩巨亏的主要原因是并购重组中的相关标的资产涉及计提商誉减值。
作为 A 股市场的“达摩克斯之剑”，商誉一旦出现大量的巨额商誉减值现象，不仅会给上市公司的利润带来重大影响，还会使得投资者利益出现严重损失、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对于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问题，也引起了有关部门近年来的密切关注。2017 年证监会在对政协《关于加强并购重组商誉有关审核及披露的监管的提案》中表示对于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拖累业绩的问题会给予重点的关注。2018 年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 号——商誉减值》，就商誉减值的有关事项提出指导规范，旨在加强对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2019 年财政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商誉减值监管的通知，该文件是财政部对关于商誉减值监管的正式呼应，通知中要求各财政监察专办员加强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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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2013 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步入了并购重组的高峰期，在并购重组的过程中，许多企业产生了巨额的商誉，使得商誉减值风险高悬。近年来，众多上市公司业绩“暴雷”现象频繁发生，而计提巨额的商誉减值则成为“罪魁祸首”，目前并购商誉问题已逐步凸显，如何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次案例研究的主体为东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2 月 28 日，东方精工发布业绩快报称，公司在 2018 年巨亏约 34.24 亿元，主要是对全资子公司普莱德的商誉计提了34.5 亿元的减值准备，然而这一切没有丝毫预警，在东方精工 2018 年三季报中公司还声称子公司普莱德预计 2018 年销售订单较 2017 年同期显著增加，东方精工猝不及防的巨亏和巨额减值计提，引来了监管层的关注，也引起了资本市场的讨论。东方精工此番大额商誉减值，不禁让人疑惑，东方精工巨额商誉减值的原因是什么？商誉减值给东方精工带来的影响又是如何？如何有效防范商誉减值的风险，防止商誉变“伤誉”呢？为了解答以上问题，本文采用文献阅读和案例研究的方式，从东方精工商誉发生巨额减值的事件出发，深入探究巨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和经济后果，从而为其他企业防范巨额商誉减值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并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完善相关会计准则、加强商誉减值的风险防范，以及中小投资者保护自身利益带来一定的帮助。
1.2.2 研究意义
1.2.2.1 理论意义
商誉作为财务报表中一项特殊的资产，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其也开展了较多的理论研究，但从研究方法来看，学术界对于商誉减值问题的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探究商誉减值的成因及其经济后果，而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较少；从研究角度来看，也多是对商誉减值成因进行单因素检验，对商誉减值经济后果进行单方面验证，而从多角度综合分析商誉减值成因及其经济后果较少。基于此，文章在综合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就东方精工对普莱德计提大额商誉减值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分析，综合全面地探究了该案例中巨额商誉减值的成因及影响，以期为商誉及其减值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丰富现有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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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的，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它是分析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不对称分布对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及解决方法的经济学前沿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存在差异的，掌握信息的充分与否往往影响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做出正确的判断。一般而言，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非真实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在市场中获益，而信息贫乏的一方，则处于不利的位置。其中最早研究该现象的是 Akerlof，在其 1970 年发表的文章《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Akerlof 以二手车市场为例，指出在二手车市场上，既定的旧车卖方与关心车子质量的买方相比，显然掌握更多的信息，买卖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买方处于信息的弱势地位，为了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损失，买方只能对此采取压低价格的方法，而买方出价的过低也使得其与高质量车的卖方的期望价格不符，从而导致高质量车的卖方不愿意出售自己的产品，好车逐渐退出交易市场，最终二手车市场被大量低质量车辆所占领，市场逐渐萎缩。
虽然 Akerlof 在该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极端的，但无法否定其给整个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启发，随后的经济学界基本都是围绕 Akerlof 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来进行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针对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各项经济活动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究。Zeff（1978）认为由于并购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致使企业并购中“柠檬问题”的产生。王义秋和王琳（2004）从完美但不完美信息博弈角度出发，对并购活动中被并购企业出高价和出低价以及并购企业买与不买进行了博弈分析，表明并购是并购双方之间的博弈过程，以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由于并购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为了避免对企业的发展和社会资源产生不好的影响，并购双方应在判断和决策时对获取的信息加以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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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商誉的本质文献综述
关于商誉的本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未间断。美国当代著名的会计理论学家Hendriksen（1987）在其著作《会计理论》中总结了前人观点，从三个角度概括了商誉的本质：1.商誉是由于企业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口碑、融洽的员工与上司之间的关系等，所以外界对该企业所产生的好感的价值；2.商誉是企业一种长期超额盈利能力的现值；3.商誉是公司总体价值与单项资产价值总额之间的差值。以上观点可分别概括为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和总计价账户论，统称“三元理论”。Hendriksen 的三元论在会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共鸣，该理论为后人研究商誉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后续进行商誉研究的主流理论框架（黄蔚和汤湘希，2018）。
好感价值论方面，早在 1888 年，Bourne 提出商誉来源于顾客对企业所产生的好感，由于拥有顾客的好感，顾客可能会继续光顾并支持企业，从而使得企业得到利益和好处，该观点是从商誉的销售功能角度出发的。杨汝梅（1926）则发展了该观点，认为不仅销售有商誉，制造也有商誉，理财也有商誉，并从“工人之友爱，投资家之融洽，与顾客之爱护”等方面对企业的商誉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说。好感价值论是从商誉的构成要素这一角度来研究商誉本质的，但由于对企业的好感不具有实物形态，在计量方面存在困难，因此使得商誉不能在财报中通过具体的数值反映。
超额收益论方面，Leake（1914）最早提出用超额收益来定义商誉，指出商誉是企业预期未来获得的超额收益的折现值。Paton（1922）认为商誉是能够为企业创造超额收益的经济资源。葛家澍（1996）和于长春（2010）认同该观点，认为商誉的本质是一种预期到未来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资源，它可以确认为一种资产。张乃军（2018）在其文章中也支持商誉的超额收益观。阎德玉（1997）认为超额收益论把握了商誉作为资产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拥有一定的科学性，并主张以超额收益论为商誉会计理论的基石，重新构建商誉会计理论的基本框架。超额收益论是从直接计量的角度来研究商誉的本质的，其将企业超额盈利的现值表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