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毕业论文，本文将我国 2008-2018 年间沪深两市非金融行业的 A 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在剔除了财务数据异常缺失的样本后进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本文将 Richardson投资效率模型的残差作为因变量，按是否大于零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将修正 Jones 模型得到的操纵性经济利润作为盈余管理指标，并将投资者情绪动量指标作为调节变量，加入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自由现金流、资产周转率、资产收益率、管理费用率和大股东占款率这 7 个控制变量，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后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盈余管理行为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这两种非效率投资造成的不同影响以及投资者情绪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能发挥出的调节作用。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越发重要，优胜劣汰的市场制度淘汰了一批能力不足的企业，又对现有的企业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为了提升企业自身资质，必须着眼于企业的投资能力。在企业的三个财务决策中，投资决策处于关键地位，企业为投资而设法筹集资金，当年投资的规模也会影响到利润分配。由此可见，投资活动是企业最重要的经营活动之一。企业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带来企业长期价值的增加。因而，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对企业能否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故提升企业投资的效率势在必行。投资需要充足的资金，而光靠企业的内部资金并不一定能满足这一需求，因此企业需要外部的资金来支持其投资决策。而相对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严重，企业本身也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因此企业在外部筹资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吸引投资者，或是为了自身某种利益，企业有很大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控制对外报告的会计信息，进而影响到投资效率。而根据自身不同的投资背景，企业采取的盈余管理方式也可能有所不同，进而对该企业的投资效率也可能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另外，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多数市场参与者处于一个不完全理性的状态，市场上的投资者情绪作为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一种表现形式，影响了企业的筹资环境，也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造成影响。相关研究表明，企业会根据市场上的不同投资者情绪来做出不同的决策，一系列的研究也显示了企业会根据市场上的不同投资者情绪来进行盈余管理，而投资者情绪高涨时企业更加容易迎合这种热情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可见，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盈余管理对投资效率确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在投资者情绪的干扰下，这种影响也有可能发生改变，因此有必要研究在投资者情绪的调节下，盈余管理对不同类型的非效率投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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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1.2.1 研究内容
如何提升投资效率，对现代企业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立足于盈余管理这一市场上常见的现象，分析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关注于盈余管理行为本身，认为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会有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在盈余管理指标的选取上选择了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变量；同时将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这两种投资非效率，作为不同的经济后果分开考虑，分别实证证明盈余管理行为对其产生的作用；之后考虑到真实市场环境，引入投资者情绪作为调节变量，观察在这两种机制中，投资者情绪起到了怎样的调节作用。
1.2.2 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有一定的条理和脉络。首先，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明确了主要变量之间的大概关系，确定了大致研究方向；其次本文界定了研究中几个主要变量的概念，结合相关理论以及研究中发现的一些经验性结论进一步分析推导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提出相应假设；接下来本文确定主要变量使用的指标，构建研究模型；后续的研究使用沪深两市 2008-2018年间非金融行业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用 stata 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提出的假设；最后得出实证分析结果并据此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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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
盈余管理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研究关注于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原因，即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另一类研究则关注于盈余管理行为带来的影响，即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研究。在投资效率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盈余管理行为对投资效率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即经济后果，因此本文主要把关注点放在此类研究上。
2.1.1 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最先开始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Kedia S, Philippon T(2005)研究发现，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相应的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就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可能，因此管理层为了蒙蔽股东就有自然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或监管机构对企业的了解仅是表面的片面的，管理层就更有动机出于私利进行盈余管理，向外界传递一种生产经营良好的信号，在此期间，企业大规模生产扩张，投资于更多的项目，引发了过度投资降低了投资效率。而当这种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被外部投资者或监管机构关注时，迫于外界压力企业的生产扩张随之下降，资源的无效利用得到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又会慢慢提高。Sava S（2006）借助经典的 Richardson 模型，用计算得到的残差值表示投资非效率，研究企业的盈余管理与投资非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越严重；盈余管理越高的时期，管理者会对企业盈利有着较高的预期，就会有更为强烈的正向盈余管理的意愿，同时企业的对外投资水平也会迅速提升，可见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操作程度与投资规模显著正相关。Risberg(2006)研究了盈余管理、损失确认时间点和投资效率三者关系时发现盈亏确认的时间和投资效率表现出一直的趋势，因为认为盈亏确认时点和投资效率高度相关。Verdi(2006)认为，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带来的风险，提高投资者的信任度降低融资约束，他将应计利润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代理指标，研究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可以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间接得出了盈余管理程度高投资效率低的结论。Vicki Wei Tang(2007)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操纵程度越高，就会产生更多的投资现金流，因而用于投资的资金充足，企业的投资水平也越高；未来期间这种非效率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显现。Mcnichols M F, Stubben S R(2008)在《盈余管理是否影响公司投资》中提到，企业的财务政策和会计信息稳健性与投资效率关联度极高，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时期，管理层会逐渐放松财务侦测，生产性投资规模扩大，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降低慢慢回归到正常水平；同时也提到当盈余管理程度较低时，投资过度水平较低，而盈余管理期间则出现了投资不足，当盈余管理行为被外界察觉后投资不足状况减弱；Bushman Robert M 等(2011)研究证实了会计损失确认的时间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当企业外部可供投资的项目减少时，企业越快确认损失，管理者越能对投资做出及时的反应，越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情况。而会计损失确认的时点与盈余管理有关，损失确认的越迟，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间接证明了盈余管理会降低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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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投资者情绪与投资效率
投资者情绪与投资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类两大类，一类着眼于投资者情绪影响投资的路径，这部分研究由国外开创先河，且国外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另一类研究主要关注投资者情绪造成的经济后果，而国内对于此方面则有着较多完善的研究。由于本文关注投资者情绪对投资效率可能产生的影响，即经济后果，因此只列示国内有关经济后果的文献。关于投资者情绪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则在理论分析中再具体论述。
国内关于投资者情绪对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大多将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分开考虑，并且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较为认可的是花贵如（2010）等相关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投资者情绪驱动企业进行投资，在考虑和控制“股权融资”和“理性迎合”两渠道作用后，首次提出“管理者乐观主义的中介效应渠道”；管理者极易受到市场投资者情绪的干扰而产生乐观或悲观情绪，进而在投资决策上做出误判；政府实际控制的企业，投资者情绪造成影响逐渐减弱，对企业投资的干预也减弱，说明政府控制对情绪影响投资的过程有着一定干预，但没有稳健的证据支持该说法；此外，花贵如指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的两面性这一经典的结论，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过度显著正相关，投资者情绪的高涨“恶化”了投资过度；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投资者情绪的高涨“校正”了投资不足。刘志远和靳光辉（2013）把股东持股比例和两权分离作为调节变量，研究这两者分别对情绪影响投资机制产生的作用，研究发现：对于未发生两权分离的公司，投资者情绪对过度投资的恶化作用越显著，对发生两权分离的公司，投资者情绪对投资不足的校正作用更为显著，对此的解释是两权分离多为民营或家族上市上公司，这类公司的资金状况更为紧张，由于本身资质限制也更难融资，融资约束更为紧张，会出现严重的投资不足问题，因此投资者情绪高涨带来的投资不足的缓解，相对与投资过度的恶化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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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